范仲淹与富弼的君子之诤

2017-02-16 11:00 来源:学习时报  我有话说
2017-02-16 11:00:29来源:学习时报作者:责任编辑:周明艳

  作者:王兆贵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又云,君子和而不同。相比较而言,“淡如水”好办,无非是不尚浮华,重义轻利,贫而不谄,富而不矜。“和而不同”就有些难度了,难在分寸不好把握。因为即便是好友,也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鸡毛蒜皮的小事可以忽略不计,倘若碰到大是大非,放弃立场,随声附和,就算不上君子;而各抒己见,相持不下,又会伤了和气,双方的友情还能延续下去吗?

宋仁宗天禧五年至天圣四年,范仲淹在泰州地区任职。其间,因与监管酒税官员富言有来往,认识了随父而来泰州读书的富弼。这位二十出头的洛阳才子,尽管饱读诗书,提笔成文,胸有沟壑,豪爽大度,却还只是个茂才(茂才:和秀才同义,东汉时为了避讳光武帝刘秀的名字,将秀才改为茂才。后来有时也称秀才为茂才)。时年三十五岁的范仲淹,一见之下,颇为惊讶,觉得他资质不凡,将来必有大成。于是便揣着他的文章,去见御史中丞晏殊,郑重推荐说:“此人天下之奇才也,愿举于朝而用之。”晏殊向以知人闻名于世,看罢文稿,颇为称许,听说他尚未婚配,恰合东床之选,就托范仲淹从中作伐,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富弼。

唐宋之交,除三年一次科考外,也曾不定期地举行制科考试,选拔特殊人才。制科,亦称特科、大科,程式繁琐,遴选严格。应试者须由公卿推荐,先行预考,再由皇上亲自出题公考。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颁诏制举特科。范仲淹对富弼说:你当以此进身,并荐他为茂材异等。经范仲淹指点和激励,富弼得以入彀,授为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自此步入仕途,并与范仲淹结成忘年之交,日久弥深。富弼比范仲淹小十五岁,向以父辈尊称。他们“相勖以忠,相劝以义”,在报效国家、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亦同僚的健康关系。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革新人士,因遭贵族官僚利益代表人物的构陷和挤压,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富弼外放京东西路任安抚使,知郓州。后来,山东一带多有匪患,由于官兵不敌,有些地方官只好采取绥靖策略招抚。朝廷派员下来追究,范仲淹坐镇处理。富弼秉性耿介,嫉恶如仇,遇事仗义执言,从不盲从他人,即便见天子亦如此。他认为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论罪当诛。范仲淹说:你有所不知,土匪势强,啸聚山林,难以围剿,地方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百姓白白受苦,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富弼不以为然,脸红脖子粗地与范仲淹争吵起来。旁人觉得富弼意气用事,有些过分了,纷纷劝他说,你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富弼回答说:我同范先生乃君子之交,先生看重我,是因为我有独立见解,并非让我诸事随声附和,我怎能因私恩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呢?

富弼之所以能在范仲淹面前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因为在他内心底处,已与范仲淹达成高度默契。正如明人李贽在《与河南吴中丞书》中说的那样:“虽时时与师友有诤有讲,然师友总不以我为嫌者,知我无诤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

范仲淹“每以天下为己任”,自然不会去计较个人恩怨,更不会因为富弼顶嘴而生气。事后,范仲淹对人说:富弼不同俗流,这正是我欣赏他的原因。范仲淹与富弼“出处以道,俯仰无愧”,“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言如初”。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友情,范仲淹抱病由青州赴颍州任职,途经徐州时不幸病卒,远在蔡州的富弼不能亲往吊唁,满怀至诚之心、感恩之情写下了《祭范文正公文》和《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富弼缅怀说:“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末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既举而仕,政则未喻,公实饬之。”范仲淹与富弼,既是和衷共济的好友,也是莫逆之交的诤友,并能一以贯之,始终不渝,不仅备受时人推崇,而且深受后人赞赏,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官实践“和而不同”政治理念的楷模。

[责任编辑:周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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