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倡导了怎样的社会风尚

2017-03-28 09:29 来源:解放日报 
2017-03-28 09:29:07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 仇鹿鸣

  大家如果去南京博物院参观的话,想来会对“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拼镶砖画留下深刻印象。这一题材的模印砖画在南朝高等级墓葬中曾被多次发现,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是判定南朝帝陵的重要证据。

  竹林七贤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以隐逸或高士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为何占有财富和权势的帝王要在陵墓中表现这些高士的形象?有观点提出,这类高士的形象代表着升仙的愿望。但大致来看,帝陵中发现隐士总是一件令人玩味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它暗示了皇帝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也透露出魏晋南北朝作为士族社会的一些重要面向。

  士族身份的获取,“非皇权所能左右”

  魏晋南北朝时期通常被视为士族社会,东晋南朝尤为典型。何谓士族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士大夫具有自立于皇权之外的特征。

  南朝齐武帝宠信出身寒微的纪僧真,纪僧真想要获得士大夫的身份,齐武帝说此事自己说了不算,让纪僧真去拜见当时的士族领袖。可在见面后,对方竟命人“移吾床让客”,硬是把纪僧真赶了出来,留下了“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名言。在当时社会,皇帝可以给予一个寒人高官厚禄,但其士族身份的获取,则取决于士大夫群体的认可,而非皇权所能左右。

  士族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以门第自高,甚至觉得联姻皇室也算不上什么荣耀。故唐文宗都抱怨:“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故相对而言,中古时期是一个阶层比较固化的时代。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可能会想到嵇康的名言“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学者们一般将其定位为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代表着对儒家名教罗网的冲决,竹林七贤这些人更是被视为政治黑暗时代中的反抗者。可是,对于魏晋风度的这一认识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一看法主要是受民国以降学者的影响,特别是研究文学、哲学的学者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一般公众而言,可能更多受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的影响。宗白华的文章开篇就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鲁迅要给阮籍平反,则进一步敏锐地指出,“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将魏晋风度定位为破坏名教的反抗者,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学术的产物。但有两个背景需要注意:一个是学术史的背景。五四时期的那批学者总体上持批判儒家主导的传统社会立场,因此注重发掘中国历史上反抗者的系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体现了这种批判性。另一个是历史本身演进的脉络。即使我们认定魏晋风度及玄学兴起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也要看到与此同步发生的是士族社会的渐次形成。此种文化上的新面貌,实际上与社会阶层的固化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确实要追问,为什么一个被称颂为思想解放的时代,转身却塑造了阶层流动凝固的士族社会?

  “君父先后”讨论,冲击儒家名教思想

  魏晋风度的一大表现是质疑名教、不受礼法拘束。质疑名教风气的产生,大约可以追溯到汉末清议。清议是指在野的士大夫有感于宦官及外戚专权的乱象,批评政治、裁量执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获得很高的评价。但其倡导的凌厉激昂士风,最终却招来了党锢的打击。

  党锢就是禁止党人及其家属做官。这大大动摇了地方精英对于王朝的向心力,儒家的意识形态开始瓦解。到了汉末,甚至出现了一个流行的话题叫作“君父先后”。所谓“君父先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讲就是“当女朋友和妈妈同时掉到水里,你先救谁”。话题本身是开放式的,但暗含的指向是当时士人开始意识到家族(父)与国家(君)之间是可能发生冲突的。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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