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人如何考量德才

2017-04-03 09:20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7-04-03 09:20:12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陈家兴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古今治理,都把人才放在首位,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然而,人才的标准是什么?人们常常说要“德才兼备”,把德与才作为用人的两个重要参数,那古人是如何把握德与才的尺度的?

  重德始终是用人底线

  司马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古代君主用人,多取德才兼备。考诸历史可以看出,在天下纷乱时,往往更看重才干。而国家安定时,对德行的重视度就大幅提升。在非常时期,一些有为的雄主用人的时候,迫于人才紧缺的形势,也会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但是,唯才是举绝不是忽视德行。

  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在纠合诸侯以伐宋的途中,遇见贤才宁戚,就想用他。面对臣子的劝阻,桓公说出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吕氏春秋》记载了这一段故事。其臣说,宁戚是卫人,不如派人去打听一下他的口碑,“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说:“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显然,齐桓公采取的是“唯才是举”的策略。这种用人思路,吸引了管仲、宁戚等一批大才辅佐,成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霸业。

  春秋战国时期,人才就是竞争力,各国争相求才,如何用人,彰显的是君主的胸襟气度。然而,即便放宽用人标准,“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也决不是没有底线。

  魏文侯之用乐羊,清晰表明,人才一旦突破德行底线,就无人敢用。

  当初,魏文侯用乐羊而不疑,用之攻中山国,乐羊之子乐舒就在中山为官。文侯左右本就妒忌乐羊骤得大用,见其总是不攻,便在文侯面前说他的坏话。但文侯把群臣的告状信都封在箧内,在乐羊攻下中山后,文侯为之设宴庆贺,宴毕送他两个箱子的告状信。

  然而,文侯的疑心也便在乐羊攻中山国之时种下了。当时,中山子姬窟把乐舒烹成羹送给乐羊,想以此使乐羊悲恸而不能战,没想到乐羊够狠,直接就在使者面前吃了一杯。文侯对睹师赞说:“乐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很有点感激感动的意思。但睹师赞却说:“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这和管仲怀疑易牙“人情莫爱于子,其子且忍之,何有于君”之论是一个道理。

  一语警醒了魏文侯,文侯在庆功宴后,封乐羊为灵寿君而罢其兵权。《战国策》写道:“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又“虎毒不食子”,连自己的亲骨肉都敢吃、都敢烹给国君吃,如此无底线,无基本的“人性”,古代雄主“疑其心”也是必然。

  典型的例子还有三国时期的吕布。吕布有万夫不当之勇,但其德行有亏,最要命的就在于他一会儿投奔这个,一会儿投奔那个,最终无人敢用而沦为曹操刀下之鬼。

  贞观六年即632年,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用人导向问题。而魏征之答,道出的正是用人标准变化的原因:“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为何德的标准会因势而变?

  在纷争时代,唯才是举。原因在于,才在“破”上极为关键,谁得大才谁就可能使国富民强,甚至扭转乾坤、赢得天下,而重才产生的用人导向,更能吸引天下有才者归之。而在承平时期,就必须德才兼备方能任用。这时,正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治国需讲究“烹小鲜”的功夫,此时即便大才也往往只有慢火徐图之功,而无立竿见影之效。社会对德的要求也变得更高,正所谓“上行下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德若不佳,则会产生极大破坏效应,影响社会风气,甚至影响为政的公信力。若重才不重德,则一面“立”而一面“破”,无异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唯重德才兼备则皆致力于“立”,方能致善治。同时,更产生强烈的用人导向,使贤人近、小人远。

[责任编辑:秦超]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员工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

立即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