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观史:中国历史“百世可知”

2017-04-10 21:18 来源:解放日报 
2017-04-10 21:18:39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周明艳

  章太炎云:“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

  提到孔子,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儒家学说、人伦、礼仪制度,读 《论语》也是为了更深一步去领会怎样做人处世。我今天则想讲讲孔子的历史观,让大家了解一下孔子少有人知的一面。

  中国古代有“一个人”和“一本书”引起了世界极大的兴趣。这个人是指孔子,这本书则是指 《老子》。 《老子》这本书,经常有西方的译本出现,过几年就有一本。这个“道”字不知有多少种译法,想方设法要把它译出来,但是都译得不准确。因为 《老子》说过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就是译不好,所以就很奇妙。孔子则是中国的大圣人,大家认为他的思想可以跟耶稣比、跟释迦牟尼相提并论。《论语》 里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听懂,教导好像不是很高深,但是都有道理,所以外国人也容易懂,就像 《圣经》一样。相对而言,从印度传过来的佛经理解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思想内容比较深一些。

  不同文明,不同史观

  埃及不要说公元前841年以前,再朝前一千年,他们也是一年一年有记载。我们没有那么细致的记录。而对于一件事的发生,印度人总想追问它的意义。至于这件事在哪一年发生,他们倒无所谓

  传媒上经常说埃及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这句话初看没有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现在的这个埃及已经不是五千年前的那个古国了。现在的埃及人跟五千年以前的文明没有关系,不是一回事。

  五千年以前的那个埃及属于法老文明,后来被希腊罗马化了。为大家所熟知的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 VII),就是埃及罗马化的关键人物之一。再后来,埃及又伊斯兰化了。现在生活在埃及的那些人、当地博物馆所存的那些东西,都跟他们的祖先没什么关系。因此,准确地说来,埃及这块土地上有五千年的文明存在,这是没错的。但如果说埃及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就不够严谨。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华文明就表现得相当不同。

  如果要“算”明确的纪年,中华文明比不上埃及文明,这是有证据的。你到埃及去看,人家几千年,不要说公元前841年以前,再朝前一千年,他们也是一年一年有记载,很了不起。但是我们没有那么细致的记录。中国做过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就是要研究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想把它一年一年排出来,起码要把“武王伐纣”那一年排出来。那么,到现在为止, “武王伐纣”在哪一年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确定了。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这是一项需要将天文、考古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的研究,需要理科、文科一起合作,要花很大功夫。目前的进展是能够把武王伐纣年代大致确定,到这个程度其实已经不错了。

  虽然关于我们的历史,有些事情尚且不一定能够搞清楚,但从长远来说,我们要尽量把它搞清楚。再者,由于各种原因,具体到一时一地,历史的真相不一定能够全部弄清楚。比如文献的缺失、传播过程当中的流变、政治因素对于历史记录的影响等,都会影响历史记录的准确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前大都认为近代史、当代史肯定最清楚了,古代史才会模糊啊,其实未必。

  中国人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喜欢历史。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但并不是每个民族都这样。比如我们的邻居印度,他们对历史就不大看重。他们很看重思维、擅长思辨,喜欢争鸣、喜欢逻辑。中国人是不大讲逻辑的,当然,先秦的时候也曾经有过逻辑的苗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因为中国人有个很大的偏好,就是极端崇尚“经世致用”。这本来是个好事,但一旦走到极端,就变成坏事了。中国人经常要问, “这个有什么用?”乍一听,这问得很有道理啊。但是这也有毛病,它导致了对于那些看上去或者感觉上没有什么用的东西,我们就不研究、不愿意做了。也因此,在中国,就没有产生类似几何学这样的学问,就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实际上,中国人之所以对历史很感兴趣,也是因为要“用”。

  对历史的兴趣,是普遍存在于思想家的思想里的。然而,印度也有很多思想家,但他们不大讲历史。印度也有很长的历史,但像我们这样统一的国家在印度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几回。印度次大陆经常是一个个分裂的土邦或者小王国。有两次比较重要的统一时期是外族入侵的时候。例如在莫卧儿帝国时期,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的到来大致统一了印度。后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来了,印度有了更大范围的统一。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全部起初都是在东印度公司治下,而不是在英国治下。但是,在印度的文化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于一件事的发生,他们总想追问它的意义。至于这件事在哪一年发生,他们倒无所谓。在他们看来,一件事背后最要紧的,是它本身的道理。至于它是发生在五百年以前,还是一千年以前,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他们在讲历史的时候,经常讲起某某国王,但如果我们问“哪一年呢”,他们不知道。法显到印度去的时候写了一本《佛国记》,也就是 《法显传》。玄奘去的时候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记述了哪一年到了哪里,看到什么东西、碰到什么事情。印度古代史里最清楚就是这两段,所以来自中国的历史记载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中国历史记载对朝鲜、日本和越南也都很重要,中亚地区也受惠于中国的历史记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有重史的传统。这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特点,也是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虽然我们上古的年代不能像埃及那样排得那么清楚,但我们对于具体的事情非常清楚。除了夏商周三代具体从哪一年开端不是很清楚,我们对于商以来的历史基本上是清楚的。尤其在甲骨文被发现以后,《史记》里商朝先王、先公的名号跟甲骨文可以对照得起来,地下的文物跟地上的记载完全可以吻合。这两重证据证明了,中国人的历史感是非常强的。

  孔子还是个大历史学家

  孔子写这个《春秋》 当然是在著史,为什么偏偏强调它是“经”呢?因为,《春秋》的意义主要在于褒贬。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众所周知,孔子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位大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位对中华文明而言很重要的历史学家。孔子因治鲁史而写《春秋》。但其实,《春秋》除了是一部编年史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在里面。那就是,寓褒贬之意于其中。所以,后世就将《春秋》归之于“经”,而不是“史”。

  中国的正史里有六部附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它记载了在编纂该部断代史之前存在的所有图书典籍。比如《汉书·艺文志》里记载了《春秋》一书,但当时还没有历史类这样的分类法。当时历史类的功能尚且附在“经”里头,还没有独立出来。到南北朝的时候,历史类的书的地位提高了,才有独立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出来。到《隋书·经籍志》时,人们才算是把“四部分类法”正式利用了起来,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

  那么,孔子写这个 《春秋》 当然是在著史,为什么偏偏强调它是“经”呢?因为, 《春秋》的意义在于褒贬。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说的就是,之所以要写《春秋》,就是要让乱臣贼子心里感到畏惧,不敢随便做坏事。中国人这个“笔”、这个汉字都是很厉害的。

  比如,同样是表达“杀”的意思,汉字里除了“杀”还有“弑”,但两者有所区别。比如写“赵盾弑其君”。它讲晋灵公是个很糟糕的君主,整天不务正业,拿弹弓打人。这个弹弓打出去打到人,他很愉快;打不到人,他很丧气。臣子当然劝他不要这样,尤其赵盾就老是劝,于是晋灵公就烦了,派人去杀赵盾,没杀成。但再后来,真的有人杀了晋灵公。结果,写史书的人不说那个人“杀”了晋灵公,而写“赵盾弑其君”。

  明明杀了晋灵公的不是赵盾,那位史家为何还这样写呢?他的理由是, “子(赵盾)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有人杀晋灵公的时候,你为了逃避责任就走人了;既然你还没有走出国门,到国境就停了下来,而且你“反不讨贼”,回来以后没有利用权力把杀晋灵公的人给抓起来,所以“非子而谁”,不是你弑君,是谁弑君?要是让外国人来看“赵盾弑其君”这五个字,肯定就认为是赵盾一刀把晋灵公给杀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一字寓褒贬”。一个字背后,蕴含着对一个人、一件事的观点,这也揭示出在中国著史何以如此重要。

  正因为中国人喜欢历史、注重著史,这使得我们的文明能够长久,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够知道我们过往的文明是如何发展而来的。我们的文明并非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只有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这一点是最最了不得的,足以让我们骄傲。就算是曾经异族入侵了中国后,也没有把中国在文化上给亡了,他们只是做了统治者,而且这些统治者在进入中原以后,大都学习、继承了原来就存在于中国国土之上的文化。

  历史的“变”与“不变”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制,再到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赋税制度,都是有“损”有“益”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演变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孔子“百世可知”的观点

  我们现在多半认为 《论语》是教人怎么处世的,但其实不是。《论语》里的内容非常丰富。在第二篇《为政》的倒数第二段,就有“百世可知”一语。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张问道:“十世可知也?”这句话问得很有意思。孔子回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就是说,殷朝的制度、礼仪是从夏朝来的,所以它删减了哪一些、增加了哪一些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同样,“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所在的时代是春秋末期,他看到了春秋的乱,知道这个周朝总有一天也是要被代替的,于是又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一百世是多少时间?在中国,“一世”是30年,一百世就是3000年。孔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眼前的这个社会跟前面的社会相比,只是略有损益而已,并没有太翻天覆地的变化。孔子的这样一个历史观,多少也能启发我们,怎么看中国的历史经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道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孔子看出来了中国历史的特点是“损益”。换言之,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把前面朝代的制度“一扫而光”。它一定是把前面朝代的制度接受一部分、改革一部分,然后形成自己的新制度。此后的朝代,差不多也是如此循环往复。孔子站在自己所处的时代,看出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由“损益”变迁而来的,于是他可以有把握地说“百世可知也”。然而,在西方学者看来,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其实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史学传统里面,若只是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就意味着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所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就说,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中国历史没有什么变化,从古到今都是如此。但其实,我们自己知道,它是有变化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孔子所说的“损益”。这就是中国历史变迁的奥妙所在,很要紧。

  研究历史地理的人都知道,行政区划、地方制度就是慢慢变化的,不会一下子变过来:由郡县制变成州、郡、县,以后变成州、县,变成路、府、州、县,省、府、州、县,省、地级市、市、县……人们不会完全突然重新地创造一个制度。它一定是在前面的制度上进行调整,变成现在的制度。中央集权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有过很多变化,犹如“钟摆”一般。到宋朝的时候,它就发展为高度的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无论是调动军队、开仓赈灾,还是要调拨钱款,都要皇帝亲自下令。到了明朝,朱元璋非常羡慕宋朝的这种制度,就在此基础上作了改进,搞了一个皇帝内阁制,六部直接向皇帝汇报,使政权牢牢控制在了皇帝手里。所以,这个“损益”就是这样来的:前一个朝代是怎么样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那么后一个朝代就会对它进行调整、改进,让它变得更合适。中国的政治是如此,经济也是这样。从租庸调制到两税制,再到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赋税制度,都是有“损”有“益”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演变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孔子“百世可知”的观点。

  我曾写过一篇随笔《中国文化的变与不变》。这里面说到的“变”与“不变”,其实就是“损益”的意思。有损有益,就是变了,但这个“损益”是不断发生、逐步进行的。于是,在这个过程里,它就有变、有不变。在一些西方人的眼中,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但事实上,如果变化太大,历史早就不是原来那个历史了。就拿诞生于尼罗河中下游的埃及文明来说,它的变化就非常大,因而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从今天来看,古埃及文明就是中断了,而我们中华文明就是有变、有不变。因为它从来没有全变,所以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当然,如果一个文明完全不变,也不行。为什么要有损有益?因为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如果真的一点都不损、不益,那么你这个制度也就没有了弹性,也就可能夭折。

  孔子说过的很多话,至今仍有一定的意义,所以我们要读《论语》。不单是为了学习处世之道,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智慧。如果我们想要使自己聪明起来,当然还要读读包括《老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管子》在内的诸子百家学说,中国文化最大的智慧都在里面。等把这些诸子百家读完了,你会感到有一些提高,而且感觉还要再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感到,两三千年前的人怎么那么聪明?!他们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有些恐怕比我们说得还要好一些。其实不单中国是这样,外国也一样。大家可能听说过“轴心时代”。世界上有大智慧的人都出现在那几百年间,西方、印度、中国概不例外。最聪明的大道理,那时候的古代人大都已经想到了。《金史》里有一句重要的话,“善吾师,恶亦吾师”。古人写史,其实就是为了让后来的统治者可以垂鉴资治。当然,除了这一点以外,历史还有惩恶劝善的功能。对一般人而言,读史会使人变得更聪明。

  中国人最爱听历史故事,到现在简直是“历史热”了。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太注重“经世致用”,太强调这一点就会变成一个毛病,就可能以论代史,产生影射史学这样的东西。所以,若要读史书,就一定要多看几部,要尽量看原著,要对照着看,这样你才会得到接近历史真相的机会。追求百分之百的历史真相,应该说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接近历史真相是有可能的。尤其是那些跟人物的评论没有关系的典章制度,历史上的记载基本上是靠得住的。

  章太炎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济民,不在干禄。”对于历史的态度也应如此。研究历史首先是求真,而不是致用。当然历史天然有致用的一面,那也是用来服务人民,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

  今天我借着讲孔子的历史观,跟大家讲了讲历史里面有很多可以让我们思考的问题。希望跟各位进行讨论,共同提高。

[责任编辑:周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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