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节点上的大局意识

2017-04-24 09:08 来源:北京日报 
2017-04-24 09:08:29来源:北京日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作者: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王毅、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 罗平汉

  讲大局、顾大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当前,我们处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要继承老一辈共产党人顾全大局的优良传统,更加自觉地认识大局、服从大局、维护大局。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强调大局意识。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明确规定:“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地方服从中央、不能自定政策、不得单独发表意见,体现了维护中央、维护全党团结的大局观。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在自觉践行大局意识。一部九十多年的中共党史,其实也是一部讲大局、顾大局的团结历史,尤其是在一些紧要的历史节点上,中国共产党更是着眼大局、把握大局,广大共产党人自觉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顺利发展。

  “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

  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大局的观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曾多次面临着如毛泽东所说的介于全局和局部之间的两难选择。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变顿时成了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两种声音,一些人认为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时不杀蒋介石难平民愤,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从民族大义考虑,联蒋抗日。最后,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团结一致抗日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派出代表团参加谈判,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这一局部利益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共产党就是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将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并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样的政策调整显然是以牺牲我方利益为前提的,以至于一向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标榜的张东荪也由衷地感叹:“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编制小了,很多高级将领都只能降级使用,但这些共产党人都以抗战为大局,对个人名利的损失毫无怨言。曾担任过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被安排至八路军第129师当营长,降了6级,但他欣然接受,说只要能上战场打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我资历浅,不要考虑我”

  抗战时期,广大共产党人不仅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大局至上,在其他各个方面也是大局至上,以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进行“三三制”建设,让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根据地建设和抗战行列。当时“三三制”政权是选举出来的,有时候选出来的共产党人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的一些共产党人就主动让贤,退出选举,让党外人士替补。1941年11月,延安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新的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选举结果是18名政府委员里共产党人占了7名,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替补。徐特立显然是从团结最大多数人抗战的大局出发,将个人名位抛到了一边。

  和徐特立一样为了抗战大局而抛弃名位的还有李井泉。七大时,按照资历和功绩,李井泉理应进入中央委员行列,但他主动退出中央委员选举。当时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毛主席找李井泉谈话:“因老干部多,照顾不到。”李井泉谦虚道:“我资历浅,不要考虑我。”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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