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张充和在北大

2017-04-24 21:01 来源:北京晚报 
2017-04-24 21:01:26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责任编辑:周明艳

  作者:王荣先

  提起张充和,不少人会想起“民国最后一位才女”这个称号。虽然她已于2015年在102岁高龄时逝世,但回忆她的文章仍不时见诸报端。而笔者最近在北大查阅到张充和当年的一些档案,对她在北大求学时的一些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1934年9月,以国文满分、数学零分考取北京大学试读生的张充和,开始了在文学院国文系的求学生活。当时的人们没有想到,这位私塾出身的聪慧女子,后来成为陈寅恪、胡适之、张大千等一代大家的同时代好友兼诗友,在戏曲、书法和诗词上都有很深的造诣。

  当时她还没搬进北大女生宿舍,而是借住在三姐张兆和(沈从文之妻)位于西城达子营胡同28号一套简陋的院落中。每天清晨,她戴个小红帽,脚踏自行车,飞跨位于北海与中南海之间的那座桥,经过故宫博物院、景山公园,来到沙滩路红楼文学院上课。这条路线她早已熟稔,自1933年到北平,她曾每天至北大旁听一些课程。两年多后,回忆起这段唯美、梦幻的跑堂生之路,她写道:“自行车行过北海桥,一清早迎着太阳,晚上行过北海桥又是迎着太阳,北方的老晴天是个个都透明,爽直,找不出一点曲折处使人忧郁。那条路是一条平坦的柏油大路,从炎炎的烈日直到满地的冰雪,每天走过那路总是红墙、黄瓦,若是下了次雪,黄色琉璃就变为白琉璃了。冬天的北方最干净的时候,很少有风沙吹迷你的眼睛。我一手提着书包袋,一手把住车把,天天走那样美丽的路。帝王的宫殿,金碧朱红映着斜晖,映着水。那时离开家,离开姊妹与朋友,成天看书,成天听讲,别人看我生活得很寂寞,很无聊,我自己却把生活过得又骄傲又有趣,避去许多无味的酬应,一切都是随心所欲,自由得像一只小鸟儿,轻快得像条游鱼。”

  可惜,这样的日子在次年仲春,因骑车时出了事故,就戛然而止。入院检查后,却查出她患有严重的肺病,不得不休学调养。而好转以后,她也没再回来。现存在北大档案馆的三份卷宗里的有关信息记载,张充和当年用的是“张旋”这个名字,别号为“充和”,年龄为19岁,籍贯是宁夏中卫,后由试读改为旁听。

  虽然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但北大的胡适、钱穆、闻一多等众多名师对她影响深远,使张充和的国学基础更为扎实。张充和的一生也以弘扬国学为己任,她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默默地耕耘了一生。

  档案记载的假身份

  我们现在有了比较多的准确材料,知道北大现存的档案中对张充和的记载有好几处错误。比如,张充和生于1913年5月,入学北大当时为21岁,并非19岁。她也和宁夏毫无关系,那不过是她的大弟张宗和托朋友给她伪造的一份中学学历。姓名“张旋”是临考时现起的,“充和”才是她的真名,而非别号。

  张充和祖籍合肥,1913年5月17日出生于上海,曾祖是曾任两广总督的晚清名臣张树声,父亲是思想开明的教育家张武龄,她与三个姐姐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出身名门、兰心蕙质。张充和在10岁时随一代宗师吴昌硕之高足朱谟钦习古文和书法,17岁起跟昆曲世家出身的名角沈传芷、张传芳等学昆曲,又跟着“江南笛王”李荣忻学吹笛。虽然她的国学功底非常扎实,但数学却极差,因此在报考北大时用了假名。不过,在校时,人们了解真相前,是叫她“张旋”的。比如,胡适就给她打官腔,吓唬她说:“张旋,你的算学不大好!要好好补!”直到离开学校后,胡适才知道她的真名及与沈从文、张兆和的关系。但这样一来,可把不了解其中曲折的人们搞糊涂了。以致人们传来传去,有的以为她叫“张玄”,比如抗战时与她在重庆北碚作邻居多年的“江南才子”卢前,还附会一番称,“‘张玄’,就是‘张黑女’,她也许因为皮肤有一些黑,所以袭了黑女之名”;有的以为她曾名“张仲和”,比如郑天挺、吴宓就在日记中这样写。大概人们把她与同善于唱昆曲的大弟张宗和弄混了。

  这份档案最大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张充和因病休学的具体时间。此前的相关文章中,有的说是1936年初,有的又说1935年读大二时,但休学时间应据患病时间推定。据1935年她写于卧病香山时的一组词推测,她患病时间,至少在当年暮春。档案说她“二十四年四月:改旁听”,除非她学业极差,才从试读生被降为旁听生(是否存在这一制度暂且不论,即使学业真差,即上学期好多科考试成绩相当糟糕,那也是新学期开始就决定的,似不应等到期中)。那么,结合她骑车发生事故及后来查出患病一事,可以猜测她是因病改“旁听”,实际即休学,时为1935年4月。

  有关张充和在校的这段时间(加上旁听那段时间)的听课受教情况,没有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只能从她的零散回忆、文字碎片,她日后的行迹,当年国文系课程表,当时在校其他师生所留记录中,连缀出一个近似的张充和课堂学习情况。

  胡适讲课深入浅出

  晚年的张充和记得,她听过国文系主任胡适的文学史和哲学史课程。在1934年,对胡适来说,讲授中国哲学史驾轻就熟,但中国文学史却是个具有挑战性的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年开始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是我第一次‘改行’,虽然吃力,颇感觉兴趣。有许多问题,向来不注意的,此时经过一番研究,都呈现新的意义。大概我的文学史是可以写的了。”他的中国文学史,实乃白话文学史。作为以“白话运动”而爆红的大人物,他高扬“白话文学”的大旗,从被庙堂之上、高人雅士把持的“僵化了的死文学”所遮掩的中国数千年文学中,煞费苦心,刻意搜求,整理出一部“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组成的白话文学史。对此,赞成者如鲁迅,誉其为“警辟之至,大快人也”,反感者如钱钟书,讽刺其为“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

  不管如何,经胡适的处理,复杂纷繁几千年的文学现象被赋予某种所谓的条理,变成线性发展,容易理解,方便记忆,加之胡适高超的口才,引来经久不息的叫好。对于胡适的讲授,张充和点评道:“他讲得不错的,深入浅出。”这一感受,可引当时在校的大四学长张中行的回忆作为印证。张中行在《胡博士》一文写道:“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是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岂止如此,据另一位回忆者朱海涛回忆,胡适所讲的文学史,“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学长严薇青还补充道:“他上课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每次上课都是抱一大摞书,讲到需要引书的地方,就打开书向学生宣读其中有关的章节。学生只能一边听讲,一边做笔记。即使这样,沙滩红楼最大的教室还是人满为患,有的是本系的,有的是外边来旁听的。因此,不少学生事前拿书去占‘座’。”

[责任编辑:周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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