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的史学史研究及其《中国史学通论》

2017-05-08 09:55 来源:《德州学院学报》 
2017-05-08 09:55:18来源:《德州学院学报》作者:责任编辑:李澍

  作者:王爱卫

  民国时期的著名史学家朱希祖,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长达10年之久。因为他率先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了史学史课程,其讲稿就成为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即1943年出版的《中国史学通论》。该讲义以“新史学”思想为指导,既广征博引诸家之说,又有“独断于一心”的卓识,许多观点对当今史学史的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

  一、最早的史学史讲义

  关于“史学史”由谁首创、出现于何时的问题,史学界目前还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胡适最先提出来的,有人则以梁启超为最早,还有人指出由朱希祖首创。杨翼骧说:“首先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应推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先生。他于1919至1920年间开了《中国史学概论》一课,并编写了约有三万四千字的讲稿,内容包括《中国史学之起源》与《中国史学之派别》两大部分……”,向燕南也认为朱希祖“率先将中国史学史课程搬上大学讲堂”。[2]经过考证,发现这一说法确有道理。

  朱希祖曾言:“《中国史学通论》,原名《中国史学概论》……此书本为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讲稿,编于民国八九年间。”也就是说,在1919-1920年间,他就开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为学生讲授本国史学概论了。考察《1917-1937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教员名录》表,可以看到在1919年至1927年和1929年至1931年这两个时间段里,朱希祖在史学系讲授过中国史学概论、战国史、本国史学名著研究、宋史、清史、中国史学史和中国近百年史等课程。为了进一步确定上述课程开设的具体时间,查阅《北京大学日刊》有关史学系的课程设置,发现《文本科史学系三二一学年课程时间表》上赫然印有:“史学史朱;哲学史大纲 胡;本国通史陈……”由此可知,早在1919年朱氏就已经开始给学生讲授史学史了。而这份“课程时间表”,也正好为杨翼骧先生和向燕南先生的说法提供了史实依据。

  将史学史作为一门课程设置足以表明:朱希祖已有了明确的史学史意识,并且认为史学史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此,我们可以将“史学史”概念提出的时间追溯到1919年。朱希祖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早提出“史学史”的史家,他的《中国史学通论》应该是最早的中国史学史讲义。

  在反思和追溯史学史学科的起源时,史家们基本一致地认为: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是梁启超,他在1927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阐述了对撰写中国史学史的看法。的确,梁启超倡导建立史学史学科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最早设计了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框架,在他的号召和引导下,多部体现其设想的史学史论著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史学史遂发展成为一门生机勃勃的学科。

  但梁启超是否受到了朱希祖的启发呢?他提出史学史的做法时,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史(或中国史学概论)课已经七八年了,在当时的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的情况下,梁氏对朱希祖的史学史课程不可能一无所知。抛开这一问题,仅就他所提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来看,“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等4个方面,朱希祖大都已经进行了初步探讨。由于处于学科初创阶段,他没有像梁氏那样从理论上加以阐发,也没有给史学史提出清晰的研究轮廓。不过,单从时间上看,朱希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提出和创立就居功甚伟。

  二、基本内容与编写出版过程

  《中国史学通论》的内容由三部分构成:一,中国史学之起源;二,中国史学之派别;三,附录,即论文两篇:《太史公解》和《汉十二世著纪考》。第一部分包括7个小专题:1.“史”字之本谊;2.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3.再论书记官之史;4.未有文字以前之记载;5.再论追记伪托之史;6.论历史之萌芽(上);7.论历史之萌芽(下)。第二部分“中国史学之派别”包括: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由于我国“既无有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证之社会学”,所以推理主义不能发达。因此,朱希祖又专门把代表记述主义史学的史书加以分类,共有6个小专题: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和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末等。从以上内容看,该讲义的第一部分讨论了远古史学起源的相关问题,涉及史官及其职责的变化;第二部分则将中国古代史学分类考察,对各种史书的体裁、源流、得失等详加评述,并论及将来开展某一专题史研究的方法,已初步呈现史学史的雏形。

  然而,这些内容与作为讲义的《中国史学概论》(或《史学史》)还稍有差异,原本的第三部分应该是探讨史学思想的专章,朱希祖在《史学系指导书》(1926—1927年度)里介绍自己的本国史学概论课,说:“本课分三编讲授,第一编叙述本国史学之起源……第二编叙述本国历史之种类派别;并评论其利病得失。第三编叙述本国历史学思想之发展及进步,并规划改良之方法。”袁同礼也提到朱希祖的《本国史学概论》分三篇,其中第三篇为“历史哲学”。然而在出版的《中国史学通论》中,将第三部分做了删改替换,不知何故。

  朱希祖编写这本史学史讲义,很可能是受到了文学史讲义的启发。早在1916年,他任文科教授时,就给学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内容文史不分,涉及了许多史学发展演变的问题。1919年,他兼任史学系教授,思想已发生很大变化,主张文史独立,其史学史讲义的许多内容是从文学史讲义中抽绎出来的,与文学史讲义的联系非常密切,只是某些观点和视角发生了变化。

  1919年所设的“史学史”课程,第二年就换上了新名称“中国史学概论”,并从此长期沿用。1920年10月,本科史学系课程中有朱希祖讲授的“中国史学概论”,计划一年讲完,该课程“说明中国史学之源流变迁及编纂方法并评论其利弊,盖撷《史通》、《文史通义》之精华而组织稍有系统并与西洋史学相比较,使研究史’学者有所取资焉。”在多年使用《中国史学概论》的名称后,1928年他却说:“余尝为《中国史学史》,叙吾国史学之渐次进化”。这说明他把这两种名目的课程看作是一回事,实际使用的也应该是同一讲义。

  作为多年使用的讲义稿,变换名称和不断补充新内容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名称的变化可能就意味着内容的不同。朱希祖回忆说:“民国九年的夏天,我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主任,那时我看了德国Lamprecht(引者注:兰普雷希特)的《近代历史学》……”而《中国史学概论》中的《论历史之萌芽》上、下两篇就是有关兰普雷希特(Lamprecht)理论的介绍和运用。可以推测,《论历史之萌芽》的撰写不会早于1920年夏。可见,史学概论是在史学史讲义的基础上增添了“与西洋史学相比较”的新内容,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已经不完全等同于1919年的史学史了。

  1922年2月,他在《随笔》中这样写道:“前月编《史学概论》,述《中西纪事》一书,不知撰人姓名,兹阅《谭复堂日记》谓《中西纪事》为当涂夏燮嗛父撰。”在民国十一年九月八日(即1922年9月8日)写给张元济的信中又说:“《中国史学概论》一书为史学系所编,自谓稍有精义,且为近时所作,已成三分之二,今年冬可以脱稿。”由此可知,朱希祖的这本史学史讲义并非“民国八九年间”的“急就之章”,而是一本历经多年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论著。

  这部讲义稿直到1942年应女婿罗香林之请,才决定出版。朱氏一向谦虚谨慎,自认为“此书谬误脱略之处尚多,终非完书”,要出版的话,还需要稍作修改。而罗香林却劝阻他不必修改,说:“世界无完书,以孔子之史学,今日议其非者多矣,以康德之哲学,今日议其非者亦多矣,然终有不可磨灭者在,不如仍原书之具,以表囊日之造诣如此。”序朱希祖认为此说确有道理,于是,顺从了罗氏所言。由于出版时间已至此,《中国史学通论》往往被列入20世纪40年代的史学史成果之中,使得人们不能真正认识此书的意义所在,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三、影响较大的创见

  朱希祖说:“余编讲义,不取浮词泛论,亦不取新式铺排”,其中的“绝大问题、重要断案,皆出自余之心得”,这就使得《中国史学通论》“文简意富,珍义如珠玉,络绎不绝”。序兹将其影响较大的创见分别进行论述:

  (一)关于“史”字之释义

  朱希祖开篇即探讨“史”字之形义,举出许慎、戴侗、吴大澂、江永、章太炎等诸家之说,并作了进一步分析说明。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戴侗、吴大澂已提出“中为简册”,江永、章太炎也持这种观点,而且“引证始更确实”。朱希祖认为“史”为“记事者”是合乎理解的,但“中”非“正”也。他依据江永和章太炎的说法,阐释出自己的观点:“又,为右字……中为册字,右手持册,正为书记官之职。”由于古文“册”字的写法与“中”类似,所以,“后世误认为中正之中”,然“中正为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史”字从右从中,是“以右手持册之记事者”。朱希祖还驳正了王国维对“史”的解释,王氏在《释史》篇中取日本饭岛忠夫说,认为“中”为盛算之器。朱希祖认为这种说法适宜于周制,最初造字的时候,并没有“盛算之器”,“史之本职,仅为记事,历数属史,皆为后起。”所以,他不采王说。后来,王国维也重新修改了《释史》一文,并兼采了朱希祖的说法。周谷城认为朱希祖的解释“于义颇谐”,但与甲骨文中的“史”字相比,“于形为不合”,所以,他仍采王说,认为“史”为手持盛算之器,为记录的象征。虽然周氏不完全赞同朱希祖的说法,但也可以表明朱氏观点的影响之大。后来的许多史家在探讨史学问题时总是毫不例外地解释“史”字,比如,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和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等,他们或采纳朱氏的说法,或将其列为一家之言。

[责任编辑:李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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