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叙事史学的发展与史学叙事思想的创新

2017-05-11 09:54 来源:《人文杂志》 
2017-05-11 09:54:00来源:《人文杂志》作者:责任编辑:李澍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西安石油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孙晓喜,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吕洋

  从原始的、类似于“结绳记事”的叙事方式开始,中国传统史学形态经历了不同类型的治史理念。当传统史学在经历以“心学”观念为主导的“义理史学”和凸显实证思想的“考据史学”繁荣之后,却发现,无论“义理史学”和“考据史学”的理论如何精邃,都无法规避史学叙事的内部问题。因而,史学研究又重新提出了复归历史叙事思想与方法的要求。而唐代史学的发展正处于传统“叙事史学”的顶峰阶段,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历史叙事观念的主要矛盾和焦点问题在史学思想的自觉省察中集中爆发,处于传统叙事史学顶峰时期的唐代史学家,在对历史叙事体例、方法、理念的考量中聚焦了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和矛盾的精髓。这些问题和矛盾是自史学诞生以来就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困惑,从孔子到章学诚、从希罗多德到海登·怀特,他们无一不为此“历史的负担”而深陷其中。因此,对唐代史学叙事方式及其史学思想的研究就成为史学史上的重要内容。

  一、唐代史学文化发展的历史氛围与特点

  高度繁荣的史学文化构成唐代繁盛历史的重要内容,所谓“盛世修史”的古谚至少在唐代是名副其实的。在被认定为中国“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和《隋书》全部出自唐时期;“三通”之首的《通典》,史学史上的经典论著《史通》,皆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开创性著作。除此之外,门类繁杂、数量庞大的各类专史、方志、野史、杂说等等,也占有相当大比例。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唐代史学文化的繁荣,既是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唐代宏大历史氛围的必然效应。

  从史学文化自身发展的惯性上来说,在由政治分裂、社会动乱迈向重新统一的重大历史变迁中,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作为“鉴古资今”之需,被唐代社会普遍关注。作为“鉴古”之需,正所谓“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唐代历史书写首先被赋予了历史经验教训归结的职能。一方面是政治权力中心的要求,如唐高祖李渊授命于史官之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另一方面也是史家自觉的体现,如令狐德棻奏言,“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陛下既受禅于隋……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

  而作为“资今”之务,唐代修史的盛世可从两个层次来理解,“资今”首要之务在于谋求政治合法性与秩序认同。从东汉到曹魏、再从曹魏到晋,以至唐王朝的建立也不例外,许多王朝的确立都是通过旧朝“逊位”的方式取而代之的,能为新朝提供合法性保障的最得力手段就是撰修前朝的历史。在“二十四史”内,有九部“正史”明确地被赋予这种特点与功能。此类“正史”都是在随后的朝代内撰修的,这在时间顺序上虽然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件,但这种“自然”本身又是不自然的,或者说,这仅是时间秩序的自然而非史学理性的自然。因为其整体的史学理念是基于政治目的,即“国亡史成”这一原则进行编排的,汇编前朝的历史,似乎可以自然地确立当下历史的合法性。其次,“资今”之务也在于给当下发生的历史提供某些合理性的根据,或在无法解释其合理性情况下为未来提供历史理解的视角。对于唐代而言,在历经“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繁华表象之后,唐王朝社会危机凸显,田制、兵制、吏治等诸多上层建筑内部已经弥散着败坏的细胞。“安史之乱”的爆发瞬间打破了盛唐的迷梦,土地集中、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等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一时成为唐后期的社会顽疾。怀“资今”之志而成《通典》,这是唐代典籍史学家杜佑的平生夙愿,在《通典·自序》中,杜佑明确表白自己编写此书的目的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更有唐相李吉甫,以“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为任,而作《元和郡县图志》,冀以此书“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

  从唐代的政治影响方面而言,在唐代以前,“正史”的修撰主体通常是非官方的,即由个别史家或某一流派以私人或半私人的形式完成,但自唐代起,政治权力机构在撰史中居于统治地位,唐代的史学文化被擢升到上层建筑的核心位置,并继之成为国家意识的重要内容,从而史学研究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史通》通过历史现象的描述表达了这一上层建筑内部的激变:“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官方参与的结果,使此前职场中视为道旁苦李的史官,趋为政治权力结构中愈加重要的位置,以致于其时之奔竞之士竟以居史职为喜。

  就历史修撰的机构化与制度化而言,唐时期在机构化与制度化建设上,完全是里程碑式的。唐以前,史官、史馆、监修机构等撰史单元虽然都出现过,但都未曾形成像唐代这样的体制。例如,在唐建立史馆制度之前,撰史作为一种专职工作在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在《周官》《礼记》等书中就已经对周以前所置的史官情况有详尽的表述。早期史官的职责范围甚广,并不寓于撰史的狭隘范围。时至汉代,汉武帝置太史令,太史令不再掌史事,仅限于司天文立法之事,但武帝于宫内置女史,这与其后的“起居注”又有着莫大的关联。而在此前,曹魏时期(魏明帝太和年间)设置佐著作令史、著作郎等专职,主要担负当代史修撰;南北朝时期依旧保留有类似史官之职,并渐有撰修前代史与撰修国史的分别,其时已经出现朝臣兼修国史的记录,“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只是在短暂的隋朝,其史官建置没有赢得创新的机会。相对于史官制度而言,修史机构出现得更晚一些。据《史通·史官建置》所载,曹魏以前,不曾有稳定的修史机构,魏晋时期才开始有了明确负责撰史的国家机构,隋以前虽均有沿袭,但在沿袭中又不乏诸多动迁,唐代典章史家杜佑曾对这段历史做过概括:“自汉以后,至于隋朝,中间唯魏明太中,史职隶中书,其余悉多隶秘书。大唐武德初,因隋旧制,史官属秘书省著作局”。从史料记载来看,作为唐代“国史”专修机构,“秘书内省”是唐初建置的一种临时修史机构,《唐会要·修前代史》内具体地说明了“秘书内省”于行政机构内的隶属位置:“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五代史成,废秘书内省”。史馆作为政府编史修志的独立机构随后不久被正式确立,据《旧唐书》记载,“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

  另外,以统分兼容的“监修国史”制度以及以《起居注》《时政记》等为内容的史料积累与保存制度,与唐代史馆的设置一样,具有同等的重大意义。这些在唐代所创设的史学研究体制,作为一种完备的特殊官僚机构一直被完整留存,直至千余年后中国帝制的结束。由此可见,唐代史学的繁荣和思想创新无法脱离这一宏大的历史时代背景。

  二、唐代史学批判意识与叙事思想创新

  唐代历史叙事的繁荣,既表现为撰述前史工作的巨大成就,更表现为史学思想的超时代性跃迁。在中国古典史学史上,“叙事史学”的时期时间最久,内容最为丰富,而唐代历史叙事几乎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其叙事思想的深邃性和震撼力,即使是对于现代史学思想而言,也很难说能够超越其上。

  从史学发生学角度看,广泛意义上的叙事史学观念历经了代代相传的“口述历史”、录当下之简的“记事历史”与如椽之笔所陈的“叙事历史”。在狭义的史学观念下,“口述历史”“记事历史”和“叙事历史”是三个不同的历史再现阶段,但现代史学依其叙事性本质而将其统归于叙事史学的范畴。成熟的历史叙事是战国至唐代中国史学的伟大成就,因为其后的“义理史学”与“辞章史学”占据了古典史学的核心位置。可以说,历史叙事从初始到成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从非自觉的、代代相传的口述到“甲骨问事”,再到春秋时期连续性历史记录文本的出现,叙事史学才跨入历史自觉时期。早期史学由记事而叙事的历程,在有案可稽的范围内,《春秋》是自觉的叙事史学方式创新的尝试,其后的《左传》确立了以事系人的叙事典范,作为唐代以前最大的史学叙事观念的创新,莫过于《史记》对以人系事多重叙事风格范式的缔造,而唐代的史学正是基于其上的创造与批判。

  作为叙事史学内容本身,唐代的前史撰述工作成果卓著。贞观三年,太宗诏修五代时期的历史,至贞观十年,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遂成,合称为《五代纪传》,共二百二十五卷。贞观十七年,太宗重新诏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成书,共计三十卷;又贞观十八年始重修《晋书》,至二十年成书,共计一百三十卷。其间,有《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面世。《南史》《北史》虽属私人刀笔,却因其依于《五代纪传》的背景而获得官方认可。仅此所述的史著篇幅容量与影响力而言,便可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与辉煌的史著创作相辉映,更为杰出的是这一时期对史学叙事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亦可以说,唐代的历史叙事内容与历史叙事思想相得益彰、各有千秋。刘知几的《史通》与杜佑《通典》正是这一叙事史学处于顶峰时期内最为夺目的思想映射。《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是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巨著。《史通·自序》开宗明义:“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辩其指归,殚其体统”。故而刘知几从史学史出发,阐述了时代需求的叙事史学思想。

  作为史学的思想巨著,《史通》的主体阐述了史学叙事的时代要求,从史学思想的高度指出了史学叙事的性质、要求和方法原则。《史通》的核心思想可以用其所推倡的“史有三长”论进行概括:当世之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如果用现代概念来诠释,那么,所谓的“才”,应属技艺的范畴,与天赋相类,而非一般自然资质所能胜任,但这又与消极意义上的天赋论有所区别;所谓的“学”,应属经验的范畴,非有切深的经验苦功莫能降服;所谓的“识”,应属历史观的范畴,据于其上,那就大有天地了。刘氏曾在答礼部尚书郑惟忠之问时,将三者的关系阐述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对应于现代史学概念系统,刘氏所说的“学”被纳入了与史学对象相关的范畴,而“才”与“识”被相应地纳入到历史认知主体的范畴,虽然刘氏并没有突出“三长论”中的任一要素。但显而易见,刘氏对于历史叙事中主体性思想的洞察颇有超时代韵味,在一定程度上可与柯林伍德,甚至与海登·怀特的思想相比肩,因为“三长论”清楚地表明了历史认知主体不仅决定叙事的内容与性质,甚至可能撼动历史的本体观念。作为清代“辞章史学”大师的章学诚,在刘知几“三长论”之后又注入“史德”而成“四长论”,但从现代史学理念观之,“史德”依然是史学主体性范畴内的因素。仅从此项而论,“四长”并未逾越“三长”之上。更让世人惊觉的是,“三长论”中对于历史叙事性质的理解和界定,具有非凡的超时代性,其包容的史学理念,迄今仍是现代史学聚焦的核心问题。

[责任编辑:李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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