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标点符号 五六百年前才出现

2017-05-17 09:15 来源:长春日报 
2017-05-17 09:15:21来源:长春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张鑫

  作者:林山

  如果没有标点符号,今天的文章不知该怎样写,书也不知该怎样读。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文言文一般是不用标点符号的,古代读书人首先要下“句读(dòu)”的功夫。其实,古代的外国人也不用标点符号。新式标点符号只是五六百年前出现并推广使用的“新事物”。

  中外古代 基本不用标点符号

  中国古代的文字里有标点符号吗?应该说有,但是不常用。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典籍中,大多数是不用标点符号的。

  不用标点符号,不等于不用断句。这个断句,是要读者自己来做的。古人把阅读文章的断句功夫叫做“句读(dòu)”。私塾老师教授学生时,红笔断句,学生水平提高以后,不需句读,就能够通读文章。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语绝为句,语顿为读。”即语气结束的地方为“句”,用圈来标记;没有结束的文句叫“读”,用点来标记。古人常用“可圈可点”一词,称赞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

  我国也有一些古代的典籍,在抄写出来或印刷出来的时候,就把句读标出来了,这就是说我国古代也有标点符号的原因。但是,这样的标点符号很不规范统一,随意性很大,而且使用也很少。

  其实在古代,不光中文没有完整规范的标点符号,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也都没有标点符号。对此,学者梁文道先生曾给出过这样有趣的解释:

  古代书的产量是很低的,罗马帝国时代一年只能出产一两百种书。中世纪末期有个欧洲最博学的学者,一辈子也只看过800多本书。大家都说孔子很博学,但那时候有几本书呢?古人讲究的博学是深读。

  古代为什么没有标点符号?因为人们不需要读那么快。标点符号是怎么诞生的呢?它其实是商业行为的结果。五六百年前,欧洲出现了古登堡印刷术,书籍出现并成为最古老的工业产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出于成本考虑,书商就想通过大量印刷来摊薄成本,于是他们发明了标点符号,让书变得更容易读、读得更快。这还不够,还要分段。

  古人的书是没有分段的,也没有章节。卷,只是物质上的单位,竹简不够了,再换一卷继续写。中国古代的书是这样,印度、阿拉伯、欧洲的书也是这样。从书籍大量印刷起,出版商才开始给书籍做段落篇幅的划分。

  新式标点符号 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我国现在通用的标点符号,是在我国古代的“句读”“圈点”等标点和符号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国家的一些标点符号,经过百余年的使用改造融合而成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西洋标点便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

  清末的“外交官”张德彝,是我国第一个介绍西方标点符号的人。他于1868年至1869年写出《再述奇》(今名《欧美环游记》),记述了他在美、英、法三国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见闻。其中有一段对西洋标点符号的叙述,是我们见到的最早介绍西洋标点的文字。

  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著书立说的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1904年,他在《英文汉话》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些新式标点符号。

  而大张旗鼓地号召在社会上推广使用标点符号,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为主要内容的书面语革新运动,有不少文章、书信提到了使用标点的问题,开展了使用新式标点的讨论,在社会上,尤其是在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7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字改良观》,提出了在文章中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主张。《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喉舌”,自创刊之日起,一直坚持使用新式标点符号。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对新式标点符号的创制实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15年8月,胡适应《科学》杂志之约,作《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全面阐述了他对句读及文字符号的理论思考,并且进行了符号的实际创制。1918年胡适在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对这套符号进行增删改易,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国家颁行的标点符号方案的雏形。

  1919年4月,北京大学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6位教授联名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提交《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大会议决通过。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这一议案,并转发所属各校“傅备采用”。

  议案的颁布,标志着新式标点由个人提倡走向国家推行,这极大地推动了标点的使用和普及。

  然而,新式标点符号诞生之后,却被当时的守旧派视作“洪水猛兽”,不断遭到其谩骂和围攻。鲁迅先生在1934年写的《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

  “五四”时期,复古派代表林琴南一方面竭力反对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拒绝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在翻译外国小说时,他宁可用“此语未完”四个字,也不肯用一个简单、明了的省略号。

  1924年,有个叫张耀祥的搜集了一些新诗中的感叹号,耸人听闻地说什么“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是“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的表现,并把使用这种符号的白话诗诬之为“亡国之音”。

  1927年12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行“甄别考试”,索性恢复文言,禁止使用新式标点。这些倒退行径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界人士的反对。

  在进步学者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930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划一教育机关公文格式办法》,从句读、行款、用语几方面统一机关文牍;1933年,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分别发出通令和训令,要求采用“简单标点办法”。这些文件都扩大了标点符号的影响,促进了标点符号的普及。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对原标点进行了研究整理,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署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20世纪60年代,汉字文稿的书写和出版物的排印由直行改为横行,某些标点符号的用法也有了新的发展变化。1987年初,“国家语委”成立《标点符号用法》修订组,对原用法进行修订。1990年3月,“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修订后的《标点符号用法》。在听取各界意见后,“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共同将《标点符号用法》制定为国家标准,并于1995年12月正式发布。(林山)

  (摘编自《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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