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日记反映史馆百态

2017-07-14 10: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7-14 10:08:56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责任编辑:康慧珍

  作者: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舒习龙

  与官方档案和其他私人史料相比,日记史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比较独特的价值。晚清日记蕴含着丰富的宝藏,其中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翁心存《翁心存日记》被誉为“晚清五大名日记”。这些日记成于知名学人和官员之手,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记事范围广泛。其他人的日记,例如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董文涣《岘樵山房日记》、何刚德《春明梦录》、那桐《那桐日记》等,也记录了晚清社会文化某方面的情态。以上日记的主人大多曾在翰林院或各部任职,参与编纂各种官修史书,熟悉史馆制度的利弊得失。这些日记保留了史馆修史过程中全面系统、生动具体的细节和势态,也留存了大量官修史书成书后各方的反应。

  阅读和征集制度较为完备

  从唐代开始,设馆修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设馆修史必须订立严格的章程,才能保证修史效率。晚清史馆众多,常开之馆有国史馆、起居注馆、方略馆等,例开之馆有实录馆、圣训馆、则例馆等,阅时特开之馆有会典馆、各国政艺通考馆等。这些史馆制定了相关章程、规则、凡例、条例,并在修史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史料征集制度。兹以实录馆为例,介绍晚清史馆的稿本阅读和史料征集制度。

  实录成卷后,先呈监修总裁、稿本总裁恭阅。总裁凭借丰富的修史经验加签注,指明有待修改之处,发回初修史官修改。比如,《翁心存日记》对《清宣宗实录》的稿本校阅制度有细致生动的记录。翁心存对《清宣宗实录》恭阅本、黄绫正本的校阅工作,秉承稿本总裁的职责,历寒暑不易,勤勉忠诚地完成有关工作。咸丰元年(1851)正月十一日,当收到实录馆收掌官递送的“恭阅本三册”,翁心存次日即对签条进行审核,并于三卷中加签,提出修改意见,“卷一、二、三,共六签”。咸丰二年五月八日,翁心存“校恭阅本三册。鹤溪(卓枟,字云木,号鹤溪——引者注)所纂者殊多舛漏,穷日之力始得竣”。在日记中,翁心存仔细记载恭阅情况达90多处,反映出他对恭阅制度的坚守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实录编纂必须征用诸种原始史料,因此史料征集制度对实录编纂具有重要影响。文宗实录开馆后,实录馆广泛征用中央及各级政府金匮石室史料和档案库的原始档案。诏谕、奏疏、御制诗文集、朱批史料、起居注等,都是编纂实录的史料来源。实录修纂过程中,纂修官可以实录馆的名义,行文朝廷各衙门,将其所奉上谕及折奏本章档案、则例事件并所有应用各项书籍及新修则例、自行奏准更改添裁一切规条原折等,均具清册移送实录馆。翁同龢对文宗实录的史料亦十分重视,《翁同龢日记》载:同治元年(1862)十月,巳正到馆复辑书,凡记注、谕档、剿捕档、随手档、月折、朱批折、红本、史书、丝纶簿皆须手检,一月之书堆满几案。翁同龢还经常到实录馆书库查找资料,表明他对实录编纂相当认真负责。

  再如国史馆的史料征集制度,既有中央各部门咨送的史料,还有地方官送呈的史料。前者在晚清史官日记中多有记录,后者以黄体芳《江南征书文牍》的记载最为详细。黄氏在任江苏学政期间,为国史馆征书颇费心血。他采取多种征书方法,为国史馆编写传记服务,对所属各地征集而来的书档进行整理分类,分三次向国史馆呈送书籍646部、事实册等180本。

  修史人员考绩勤怠不一

  考勤制度旨在督催在馆人员按时到馆编纂史书,有效推进史书编纂进度,是保证史书编纂效率的馆规。史馆规定:“赶办之法,在勤考课。考课密则勤,惰易稽,功效日见。”晚清史馆的考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官修史书的编纂,保证了修史质量。

  修书各馆对考绩都很重视,国史馆、实录馆、会典馆、则例馆都有相应的“堂期功课档”、“月功课表”、“清档”等规定,记载馆中人员的工作进度,督促修纂人员按时完成纂书任务。比如,实录馆有严格的考勤制度,“凡总纂、纂修、协修、收掌、校对等官,毋令擅入擅出。每日到馆,勿使旷误,逐日画到,由提调官加押存查”。又对收掌、提调、监修、总裁等官的职责作了规定:“满汉本应派收掌官四员专司其事,逐日记明档簿,提调不时检查,至纂书体例及书内有应斟酌之处,并请监修总裁、总裁指示,纂修官与提调毋庸搀越。”

  对于这些规定,有些人能坚持馆规,逐日到馆,晨入酉出。《翁心存日记》载,翁心存在担任实录馆总裁后,节假日坚持上班,例如,咸丰二年正月初六日,“又至馆拜提调以下诸公,遂回”。春节期间,翁氏仍然坚持去实录馆,拜会提调以下纂修人员,可见其忘我精神。其余如灯下校史、带病坚持校史等,日记中多有记载,反映了他对史馆考勤制度的严格遵守。再据《翁同龢日记》记载,翁同龢也严格遵守馆规,体现了他对实录编纂的敬业精神。例如,咸丰五年,“馆事益繁,每日赴馆赴署,几不暇给。归侍大人,秉烛理案牍,漏三下,乃入室披书,或课一文,或习书,久而安之,不以为倦也”。

  不过,从晚清史馆的总体而言,史馆考勤制度虽严,但实际考勤的结果往往并不理想,且越到后期越严重。比如光绪时期的国史馆,总裁额勒和布指出:“是以光绪十五年至十九年考课,所有誊录员数不及往届四成之一……若不设法鼓舞,实属竭蹶万分。”《翁同龢日记》在记录光绪会典馆时亦言“汉股无一人来者”。这些记载反映了晚清史馆荒怠考绩的真实情况。

[责任编辑:康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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