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互构:社会史视角下的明代“大礼议”

2017-08-11 14:12 来源:《社会学评论》 
2017-08-11 14:12:40来源:《社会学评论》作者:责任编辑:武鹏飞

  宗族建构II:嘉靖九年至十二年——家族整顿。

  从此,霍韬在明世宗谋求为生父立庙的整个过程中都未再发言,而是将精力放在家族事务的管理上。此时他已是霍氏家族中最显赫的人物,次子、七子和九子也分别中举,进入官场,加上旁支亲眷,形成了一支相当大的家族势力。

  还朝:嘉靖十二年至十八年——重新出仕,锐力改革社会礼仪和官场。

  嘉靖十二年十月,霍韬还朝,历任吏部左、右侍郎。因与尚书汪韬争权,导致部内不合。后来汪韬被罢免,世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尚书,霍韬以侍郎的低位掌管整个吏部的实际事务。嘉靖十五年,霍韬出为南京礼部尚书,整顿南京官场和社会礼仪。一方面,对南京的官场礼仪进行整顿,并监督官员的守礼情况;另一方面,整顿社会风俗,“禁丧家宴饮,绝妇女入寺观,罪娼户市良人女,毁淫祠,建社学,散僧尼,表忠节”。[4]

  嘉靖十八年,霍韬重任京城吏部尚书,掌詹事府事。第二年在任上去世。死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敏。

  根据这些事迹,我们大致可以对霍韬做一些基本的评断:

  他不是结党营私逢迎之徒。近乎偏执地反复辞官(并非空做姿态)、与皇帝冲突,即便下狱祈哀也不改立场,正是证明。他参加“大礼议”的动机,较无可能如后世所批评的那样,只为迎合取悦世宗。他的意见都只涉及国家大计,不肯从世宗的私人利益着眼,所以世宗从来也没有像宠信夏言和严嵩一样喜爱他,但在各种关键点,又不得不倚重他的意见;也不大可能是为了党争,他对毛澄向来执弟子之礼,仅因为议礼不合,便终生决裂。回望一生,《明史》本传给了他一个断语:“学博才高,量褊隘,所至与人竞……其不顾公论如此”[5]。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他关于大礼议的基本立场源于他对于内心“礼”的坚持。

  霍韬一生执着于“礼”,“礼”被他认为是家国延续和治理的基本原则。他不顾师恩坚决支持世宗考兴献王,是因为他认为明世宗以谁为父直接关系到圣贤之道是否可行,以及政策等一切事体是否可顺利推行。他大力整顿家族事务,弘扬孝道,设立祠堂,建立书院,制定家训,是因他认为家乃一切之根本,一个合乎“礼道”的家是必要的。这种意识在他年轻的时候便有:“公未第时,有志合已分之爨”[6]。他主张“入官门先营家计”[7],要求霍氏子弟“做第一等人事,做第一等人物,占第一等地步,使乡邦称为忠厚家,称为谨慎家,称为清白家,称为勤俭家,称为谦逊家”[8]。而晚年在南京,霍韬以相当激烈的手段重整官场礼仪,整顿社会风俗,也应是如此。

  除去在南京度过的晚年时光,霍韬一生的知名事迹,只围绕着“大礼议”和宗族建设两点。偏执而自负的性格让他一直遵从内心原则来行动,而命运起伏又令他在朝堂上的行动和在家乡的行动交叉进行,互相支持,一同体现了他对于家和国的态度和行动立场。对之前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思路来说,霍韬可谓是可行且妥当的个案分析对象,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行动和言论的分析,重新回到霍韬所面对的现实政治与社会背景,进而展现他内心所坚持的礼法世界。

[责任编辑:武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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