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化的民主利器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抽选制

2017-08-22 15:08 来源:《史学集刊》2017年第4期 
2017-08-22 15:08:00来源:《史学集刊》2017年第4期作者:责任编辑:武鹏飞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杨盛翔

  摘 要作为官员选拔制度的抽选制曾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民主中发挥关键作用。相比带有精英气息的选举,抽选表达了民主制度对于参政机会均等更为彻底的诉求。佛罗伦萨共和国留下了有关抽选的丰富史料,就运用抽选的时段和深度而言,佛罗伦萨对抽选制的实验堪称西方民主制度史上的高峰,而抽选制在佛罗伦萨的腐化和衰亡也给予后世深刻教训。以佛罗伦萨共和国为样本,回溯抽选在一时一地发展的历程得失,总结抽选与选举的辩证关系,将有助于洞察抽选制的特性和利弊,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现实问题。

  关键词文艺复兴;佛罗伦萨共和国;抽选制;选举制

  政治上的抽选制,是一种用抽签来随机决定当选者的官员选拔制度。抽签和选举都是民主政体下具有代表性的选拔办法,但自近代以降,选举制被多数代议制民主国家采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抽选制的历史重要性。其实比之带有精英色彩的选举,抽选在平等、开放、透明等民主特性上更胜一筹。亚里士多德曾在遍察古希腊各国政体后得出结论:“通过抽签分派官职可以说是平民政体的做法,选举官员则具有寡头政体的性质。”古代雅典的五百人议事会是从十部落的适龄男性公民中抽签产生的。中世纪的日耳曼人也借助抽签组建陪审团,这一惯例在普通法系国家沿袭至今。对当代影响深远的近代早期民主国家也多以抽选制作为主要政体特征,其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北部城邦曾在抽选制的历史上打下深刻烙印。尤其是繁荣和民主程度首屈一指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其抽选制跨越了三个世纪,覆盖了多数政府职位,[1]客观上为民主制度史增添了珍贵的个体样本。

  我国史学界对佛罗伦萨抽选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只有朱孝远、霍文利考察过佛罗伦萨政府走向动荡的制度原因,其中涉及官员的选拔程序。[2]在西方学界,布鲁克尔对14世纪末形成的抽选操纵办法的探索开创了研究佛罗伦萨官员选拔制度的先河。纳杰米利用佛罗伦萨政府档案补充了抽选政策的制订细节。鲁宾斯坦解析了美第奇时代抽选制沦为利益博弈工具的过程。[3]这四部专史是半个世纪以来文艺复兴政治史研究的代表作,但其问题在于体例庞大,未对抽选制的演变进行系统论述,甚至未就选举与抽选做出精确区分。

  近年来西方学界正在思索如何激发代议制下公民失落的参政热情,抽选作为“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4]重获热议。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也需要借鉴历史上抽选制度的利弊。佛罗伦萨与古代雅典堪称抽选制度史上的高峰,佛罗伦萨的官制经历了由帝国委任到选举,再到抽选的制度嬗变,此间的路线抉择值得深思,其抽选制逐步腐化的历史教训亦足以为后世资鉴。

  一、从委任到选举

  在采用抽选制之前,佛罗伦萨曾长期沿用选举制(1138-1323),这一阶段可以视为从帝国委任官员到抽选制确立之间的过渡期。

  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与其他意大利北部城市一样隶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依靠委任主教来管理各地,但主教也需要与本地的贵族和日渐壮大的市民合作。主教最初居支配地位,以记载翔实的克利莫纳为例,“城市似乎只扮演依附主教的角色,这种共生并非建立在同等水平的两种机构之上”。[5]但11世纪后伴随帝国的衰落,意大利城市渐获独立,“主教不再是唯一的管理角色,而弱化为社会各群体在争相占据、限制或是取代公社时的工具之一”。[6]

  仿古罗马共和国设立的执政官(consul)一职的出现,标志着城邦自治公社的建立。“当执政官成为常设职务——此时公社便出现了”,[7]这表明城邦有了稳定的权力中枢,开始从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个人统属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拥有公共政府的共同体。

  选举制取代委任制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选举出来的执政官代替了帝国委任的官员。1138年佛罗伦萨首次选举执政官,编年史家维拉尼对执政官的定义是“一定时期内遵照特定法规治理共和国的统治者”,四名执政官“由四城区各选一名”,任期一年。[8]纳杰米则认为执政官后来增至十二名(有时略少),“每年改选,主要来自精英家庭”。[9]可见执政官有过数量变动,但选举产生、任期有限的特征却保持稳定。选举比起委任更加民主,不过根基牢固的贵族仍能在选举制下脱颖而出,候选人往往“由一个包括最显赫市民的有限群体组成,根据其经济地位和军事身份,选举佼佼者任职”。[10]

  随着共和国的建立,选举制迎来第二个阶段,其阶段特征是平民行会开始取代因圭尔夫、吉伯林党争[11]加速衰落的贵族,成为政权的执牛耳者。行会平民于1250年武装夺权后组建第一波波洛(popolo),[12]是为共和国建立的标志。波波洛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为长老会(Anziani),十二位长老平均选自六个城区,每年选举一次。[13]长老会的选举办法与执政官一致,但主要当选群体由贵族变为以大行会为代表的上层平民。“1250到1260年累计产生百余名长老,这份名单体现出对骑士的排斥,只有六人来自此前担任过执政官的统治集团,之前未曾担任执政官但身属骑士家族的也只有十二人”。除了防范贵族,大行会还试图限制小行会分沾利益,名单中大部分长老来自大行会,竟无一人来自小行会。[14]不过民主潮流并未按大行会的意志停步,维拉尼在记载1266年七个大行会获准自行组织议会和民兵时,还首次将五个中等行会与大行会并列,[15]显示了中小行会的跃跃欲试。

  第三个阶段始于1282年,民主程度更高的第二波波洛建立,新的最高行政职务“行会长官”(PriorsofGuilds)得以创设。六名行会长官分别来自六个城区,选举行会长官的行会扩大到十二个,包括全部七个大行会和五个中等行会。[16]中小行会开始参与波波洛的权力分配。

  选举制在1293年后的第四个阶段最终确立。由于民兵在与比萨、阿雷佐的战争中居功至伟,“人民开始对自身力量有所自觉,并将注意力由外战转向内部的自由”。[17]1292年11月24日,十二个大、中行会的十九名议员就修改行会长官的选举办法召开会议,计划在1282年允许各行会共同参选的基础上更公平地安排选举程序。一名屠宰行会(中等行会)议员的发言最激进,他主张设立十二名行会长官,十二个大、中行会均分席位,该提议虽未通过,却预示了权力的下放趋势。编年史家康帕尼也是与会成员,他的建议得到采纳:行会长官仍为六人,但先由十二个行会分别在六城区举荐一名人选,再由全体行会议员依序投票决定各区当选者。[18]这虽未促成政权在行会间的均分,但至少实现了投票权上的平等。

[责任编辑:武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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