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误读:托尔斯泰在中国的命运

2017-08-29 13:42 来源:新华网 
2017-08-29 13:42:32来源:新华网作者:责任编辑:周明艳

  过去一百年,列夫·托尔斯泰在中国从没冷落过,却也从没被正确解读过——他是思想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俄罗斯的良心、不朽的人,偏偏不是小说家。

  “现在俄罗斯适合正直人的唯一地方就是监狱”“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所有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样的话,人人耳熟能详,可多少人真正啃完了他的三大代表作?《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在中国的接受史,其实就是一部误读史,一次次功利性地开发,让我们一次次与小说之美擦肩而过。

  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俄国政俗通考》,首次推荐了“刘都斯笃依”(即列夫·托尔斯泰):“时年23岁。投笔从戎,入卡利米亚(即克里米亚)军营效力。1856年,战争方止,离营返里,以著作自娱。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1812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诵之,纸为之贵。”

  1906年,托尔斯泰作品有了中文版,即《托氏宗教小说》,由6个文学价值不高的短篇组成,出版理由是“中国小说,怪诞荒唐,荡人心志”,而“泰西小说,或咏言,或寄意,可以蒙开学,瀹民智……虽曰小说,实是大道也”。

  当时西学东渐正在潮头,国人不明取舍,拣选只看名头,托尔斯泰因此被夹带而来,赫然成了启蒙家。李大钊的《介绍哲人托尔斯泰》、王国维的《托尔斯泰之近世科学评》、天贶的《宗教改革伟人托尔斯泰之与马丁路德》、蒋梦麟的《托尔斯泰人生观》,均脱离具体文本,抽象地去谈托尔斯泰的“思想”。

  中国第一次“托尔斯泰热”在“五四”前后,此时他长篇小说还没译成中文,除了“思想”,人们无从下嘴。那一代文人更喜欢匕首与投枪,既然靠短篇小说与杂文也能赢得知名度,也能兑现出现实利益,那么,谁还肯去操练高风险的鸿篇巨制?

  短,则空间狭窄,只有把问题简单化,变成黑与白、正与邪的二元对立,才有审美快感。于是,陈独秀赞托尔斯泰“尊人道,恶强权”,郭沫若称其为向旧秩序挑战的“真正的匪徒”,鲁迅则说“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一扫而空”。就这样,托尔斯泰穿上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家”“社会主义之实行家”的马甲。

  百余年来,国人看西方,往往是只读了只言片语,便将胸中块垒寄托于兹,貌似在学习,其实在撒娇,无非是给自己被压抑的理想找个权威注释而已,所以钱钟书先生说“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托尔斯泰亦不例外。

  1928年,托尔斯泰一百周年诞辰,再度被国人热炒,而此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相继译成中文,革命家们失望地发现,它们远没有想象中的“战斗性”,而列宁曾批评托尔斯泰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此时已被中国作家们知晓,所以冯乃超怒斥托尔斯泰是“卑污的说教人”,茅盾、周立波、鲁迅等也开始“客观”地看问题,一面承认托尔斯泰的“写作才华”,一面又批评其“不抵抗主义”。

  可什么是“写作才华”?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巨大的误会,以为小说能人为地拆分成“思想”和“技术”两个部分,分别修炼完成。而这“技术”又可以被无限拆分成结构、描写、造句、组词……

  无限拆分的结果,就是杀死小说,这种所谓的“技术”,其实是一套精致的媚俗手段,打着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旗号,作家们成了故事工人,其创造力被合法阉割。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意识到托尔斯泰并非“思想家”,只是一名小说家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困惑:一个思想不正确的人,为什么会在西方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他会走向不朽?

  通过对托尔斯泰的文本分析,中国文学发展出一整套话语体系,比如“现实主义塌陷”“小说本然逻辑背叛了作家的主观意愿”等等,除了行内人自己觉得很形象外,普通读者只能一头雾水。总之,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原本就存在着小说的完美模板,谁写得最接近它,谁就不朽。而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个模板就是:语言高度民间化,出场人物越多越好,故事多线索推进,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对话与叙述穿插,主题与时代结合……

  可现实是,树立了绝对完美的标杆,创新空间就会被压抑。中国小说家们确实写出了一大堆伪托尔斯泰,却谁也没能不朽,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句“中国的托尔斯泰”的阿谀,连见多识广的杨沫也会把持不住。托尔斯泰是不朽的后门,人人都想从这里挤进去。

  上世纪60年代,托尔斯泰大部分译作被禁止出版,只有晚年“反帝”的内容可以公开传播,他再一次成了“思想家”和“良心”。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读者才突然发现,托尔斯泰那痛苦而深沉的内省,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永不停息的追问,竟有如此感人的力量。当“我”终于从“我们”中剥离出来,当双眼自缝隙中望见自由,托尔斯泰的写作犹如灯塔,照亮了每一次不肯屈服的跋涉。我是人,我应该是万物中最主动的过客,我应该配得上曾经的那些苦难。

  对于生命,托尔斯泰其实没有给出答案,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甚至选择了投降。他写道,人所要的,不就是幸福吗?那就去追求幸福呗,为何追问永恒?他为此感到释然,甚至欢快,但他终于会知道,幸福依然只是一帖麻醉剂。

  也许,只有放在人类小说艺术发展的长河中,托尔斯泰的价值才能更真实地展现出来,才会明白他所能到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亦能到,而他不能到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能到。老托被热捧,老陀被忽略,可知小说家的命运不完全由实力决定,只要写作,就会被误读,关键看误读后的东西,是否凑巧触到了时代的痛点。

  从不思考永恒的人,对永恒总有过分期待。麻烦的是,他们渴望不朽,却又要抄近路。这些年,不少中国作家也开始写长篇累牍的“内省”之作,也试图用一个宏大的架构来包裹其干瘪的人生经验。不打技术牌,就打思想牌,再也超越不了“二鬼推磨”的格局,有了伪托尔斯泰这项真正的跨世纪工程,看来,托尔斯泰早晚被玩坏。

[责任编辑:周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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