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终结与魏征的佳话:毁掉婚约 推倒墓碑

2017-08-30 14:52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7-08-30 14:52:53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周明艳

  唐太宗在魏征死后,曾废除与魏家的婚约,扑倒自己手书的魏征碑,但这些事不大被人提及,人们津津乐道的,仍是他们作为明君贤臣的故事。其实,这对中国历史上的君臣楷模,有其真实的一面,也有被后人的记载着意塑造的一面。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当朝名臣魏征病危,唐太宗甚是关心。不仅用自己别殿的质材为魏征宅修筑了正殿,赏赐各种家用物什,还专门派中郎将住在魏家,随时禀报病情变化,药品御膳自是送了不少,还不时亲自前往探视,有时一去便逗留一整天。眼看魏征大限将至,太宗问他有何心愿,魏征拖病体勉强穿上朝服,对唐太宗说:“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语出《左传》,意为:“我对自己和家里的事无心可操,就是恐怕国家出乱子”)。

  唐太宗为此深受感动,不久,便决定将小女儿横山公主嫁给魏征之子魏叔玉,希望魏征能在生前看到这个新媳妇。但未得成婚,魏征便撒手人寰,去世后,太宗罢朝五日,并亲自书写碑石立于其墓前。此后不短的时间里,太宗都思念不已,时常登凌烟阁看魏征的画像,或写诗悼念这位名臣。

  然好景不长。由于魏征生前曾经举荐杜正伦和侯君集为宰相,结果杜因为过失而遭罢官,侯因叛乱而被诛杀,加之有人在太宗面前说魏征结党营私,令太宗大为不悦;又有人说魏征曾让史官褚遂良看过自己的谏诤文章,这一点更是触犯了太宗的神经(由于玄武门之变这一事件,太宗对国史的编修非常看重且亲自过问),于是,太宗一怒之下,先是废除横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随即又下令扑倒了自己手书的魏征碑,亲手终结了自己和魏征之间为后人所追慕的一段君臣佳话。

  此举不免令人心生疑惑,凭太宗与魏征之间深厚的君臣之谊,如何到最后竟是这般的恩断义绝呢?

  我们都知道,魏征在隋末先是追随瓦岗军首领李密,后才投奔李唐的。归唐后,先是在太子李建成府内任职,并在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关系紧张时,劝说太子建成当机立断,占得先机,但终于李世民高出一筹,发动玄武门之变,亲手除掉了自己的同胞和政治对手,并一步步赢得了天下。

  不过,李世民当上皇帝后,不仅没有降魏征的官,反倒是加以重用,史载:“帝悦,日益亲,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展尽底蕴无所隐,凡二百余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旧唐书·魏征传》)也就是说,无论是太宗,还是魏征,彼此都深感遇到了知音,两人在国家大事上总能密切协商,通力合作。最重要的,魏征总是能说中太宗的心思。

  太宗多次在大宴群臣时说,自己定天下,是房玄龄之功,而治天下,则多仰魏征。对于自己与魏征之间的融洽关系,太宗在各种场合反复说起,这种言辞上的不断自我确认,其实一定程度上反而说明,唐太宗对魏征的真正态度是比较矛盾的,他虽然肯定魏征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却始终难以百分之百信任魏征。由此,也就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太宗对魏征态度的巨大反差。

  那么,魏征与太宗之间的佳话是如何被经典化并传颂下来的呢?这就不能不谈到吴兢和他修撰的《贞观政要》。吴兢是唐前期重要的宫廷史官,一生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因“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而受到人们的钦佩,负责修撰国史,曾编修著名的《武则天实录》、《唐春秋》等。有意思的是,无论《旧唐书·吴兢传》,还是《新唐书·吴兢传》,都没有提到《贞观政要》。而今天,《贞观政要》的版权不仅归于吴兢名下,还成为一本广为人知的政治典范之作。

  事实上,吴兢是在中宗(656-710)朝,针对“袭武周之制”还是“依贞观故事”的政治纷争,开始了《贞观政要》的编修,到开元十七年(729)上呈唐玄宗,翔实呈现了贞观年间的政治风貌,尤其突出地记录了唐太宗与以魏征为代表的贞观名臣的问答与政论。或许是同为谏官的原因,吴兢尤其突出了对魏征的描绘。但此书上呈后,吴兢非但没有受到玄宗的称赞,反倒随即遭到贬官。由此,《贞观政要》虽入藏宫中,其下落却隐而不彰。

  直到德宗(742-805)朝,《贞观政要》才由时任史馆修撰的蒋乂(吴兢外孙,747-821)重新整理,得以面世。

  此后的唐宪宗(778-820),非常喜欢读《贞观政要》,“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必召蒋乂“咨访”,蒋乂“征引典故”。现今所见“读《贞观政要》”最早的记载,就是在唐宪宗朝,也就是说,正是蒋乂,使其外祖父吴兢的遗著得以重见天日。此后,唐文宗、唐宣宗,直至宋仁宗所读、所见的《贞观政要》,都是蒋乂整理过的版本。

  到唐文宗(809-840)在位时,尤其痴迷《贞观政要》,并将此书写在屏风上,每次阅读都非常正式,视为大事。唐文宗甚至因为联想到魏征的贤达,派人去寻访魏家后人,由此当时魏征五世孙魏谟被提拔为右拾遗。魏谟姿宇魁秀,深得文宗赏识。到唐宣宗朝,魏谟被擢为宰相,当宰相时,在朝廷中论政议事,其他宰相或委抑规讽,只有魏谟直言不讳,无所回畏。唐宣宗曾说:“谟名臣孙,有祖风,朕心惮之。”(《新唐书·魏征传》)可见,两百多年后,魏征的形象已作为某种常规式的历史记忆,进入唐代帝王乃至很多官僚文人脑海之中。

  如此我们便可以看出,魏征及贞观之治成为后人心目中的政治理想,有其历史事实的一面,但还有一条隐约可见的线索,那就是吴兢《贞观政要》一书的流传与逐渐受人重视。到五代宋初,“君臣共治”的观念渐趋浓厚,《贞观政要》更是成为一本广为人知的著作,魏征与唐太宗之间的君臣之谊以及贞观之治的政治理想,也随之在人们心中愈加经典化和符号化。

[责任编辑:周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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