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点校往事

2017-09-07 11:02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7-09-07 11:02:06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周明艳

  不久,毛泽东复信:“范、吴同志: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在中华书局的组织下,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陈乃乾、章锡琛、王伯祥等人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并列入国家《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

  许逸民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点校“二十四史”项目刚上马时,起初本准备出版两种版本,一种是给专家研究使用的集注本,一种是适合一般读者的普及本,后来集注本做起来困难较大,便集中力量做普及本。

  “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史记》《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原本是计划给国庆10周年献礼的。但是最后如期于1959年10月前出版的,仅有《史记》而已。“之后很快出了《三国志》,但做的太简单了,都是直接说结论‘据什么什么改’,也不说理由。那时候整理‘二十四史’的思路,‘前四史’还在摸索中,《史记》没有校勘记,《三国志》的校勘记太简单。”张忱石说,在整理工作由于“文革”被迫中断前,点校本“前四史”均已出版。

  顾颉刚点校《史记》,陈乃乾点校《三国志》,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并由傅东华整理加工《汉书》并撰写校勘记,宋云彬点校《后汉书》。

  赵守俨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中回忆,1959年~1960年,他们在校勘方面提出新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后借到张森楷先生的十七史校勘记和张元济先生的‘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供点校各史的工作者参考。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之间大体统一,重新拟定了基本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

  许逸民指出,1960年,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齐燕铭,曾对点校本提出过两点明确的要求,一是在学术成果上要“超越前人”,二是经过重版修订使之“成为定本”。要求的提出,推动了点校工作方式的改变。

  “翠微校史”和“文革”动荡

  完善了点校工作方法,新问题出现了:分散在外地院校的各史点校工作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不但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质量也要发生问题。赵守俨文中回忆,“因为不能连续工作下去,会使刚刚搞出些眉目的问题‘冷却’,断了思路”。

  由赵守俨提议,经金灿然和齐燕铭商量,向主持中宣部工作的周扬报告,要求把外地承担各史点校工作的学者调到北京。这一诉求最终实现。1963年秋冬,武汉大学唐长孺、南开大学郑天挺、山东大学王仲荦、中山大学刘节等先生先后进京,集中入住西郊翠微路的中华书局大院。留下了一段流传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话。

  张忱石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翠微路有两座红砖楼,西南楼和西北楼。老先生住在“有三个门洞”的西北楼,房间的陈设特别简单:一张书桌、一个书架、一个脸盆架、一张大铁床和一张很矮的小沙发。

  “中午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会看见老先生,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吃饭。中华书局请了一位二级厨师,姓王,大高个子,为老先生们炒菜。一张八仙桌六七道菜,比较像样。像陈仲安先生会和我们一起排队买饭吃。”

  张忱石记得,当时有位姓高的工作人员专门照顾老先生的生活,人很勤快,把老先生照顾得极好,打热水、洗澡、清理地面,深得大家的欣赏。“后来‘文革’时老先生都要走了,还一起凑钱给那位工作人员买了块‘上海牌’手表,表示感谢。”

  “翠微校史”期间,各史点校整理工作顺畅运转。然而,1966年还是来临了。

  1966年5月22日,傅乐焕在陶然亭自尽,给赵守俨造成极大的震动。赵守俨写道:“在他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前,我是最后一个与他谈过话的,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何异常……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可谁也没想到,在“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停摆一年后,竟又奇迹般地恢复了,虽只是昙花一现。

  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要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且“可用旧人”。中华书局顿时刮起一股“业务风”。原任点校的学者仅一部分能够借调到中华书局,另一部分人则由于“问题严重”,未被同意出来。中华书局又从学部系统(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高等院校补充了一部分力量,“加上中华书局编辑部的老老少少”,分编成若干业务组。赵守俨在文章中形容,“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可惜这个“业务摊子”仅仅维持了一年左右。

  点校本《魏书》的修订负责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德章,曾在博士毕业后给唐长孺做过助手。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何德章感叹:“负责点校‘北朝四史’的唐长孺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谈到他因为参加此项工作,得以在纷乱的时期,仍能继续认真地翻检史书,有幸避开了不少‘批斗大会’。这大概也是当时参加此项工作大多数学者的想法。我们也知道,也有学者被迫离开工作,回原单位接受‘批斗’。因此,那个年代进行的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完成了中国古史基本典籍的‘现代化改造’,同时也保留、延续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学术火种。”

[责任编辑:周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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