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点校往事

2017-09-07 11:02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7-09-07 11:02:06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周明艳

  作为唐长孺的学术助手的那两年,有两件事令何德章印象深刻。一是曾有人撰文,比较唐长孺与陈寅恪的学术理路与贡献。“唐先生得知后勃然大怒,责令将报刊已接受的该篇文章撤稿,反复强调:陈先生是我心目中的老师,我怎能与他相提并论。”

  二是唐长孺最后一次去医院治疗肝癌的前一天,仍在伏案撰写一篇学术论文,考订陆机、陆云兄弟进入洛阳后相互间数十通来往信件的具体时间与背景。唐长孺治学为人极为谦虚,对学术葆有孜孜不倦的追求。何德章说,这些事一直在他记忆中,给他以警醒。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对那一代参与点校的学人,后来的修订者无一不心怀敬仰,亦在治学路上深受影响。

  1977年11月,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实际出书时间为1978年)出版。历时20年,“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功业始成。

  复核与完善的修订工程

  2005年年初,中华书局开始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的前期调研工作,2006年4月,修订工程正式启动。

  许逸民前期对修订的流程和体例设计做了较大贡献,后续亦承担大量审稿工作。但许逸民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坦言,其实一开始他内心是反对修订的。“我生怕弄不好,你费了很大力气,最后大家都骂你。这一代人从学术上来说,确实不如老一代人。”

  “《南齐书》从标点、断句、分段到出校,其基本框架结构,都是王仲荦先生所奠定的,体现了他们那一代学者的深厚学术功力。我们今天的修订,完全建立在前辈学者的成果之上。没有老先生所做的奠基工作,就没有我们的修订。”点校本《南齐书》的修订主持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景蜀慧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景蜀慧举例说,由于《南齐书》在版本流传中的舛误阙佚讹脱,点校者虽有校订精核之功,但对底本和校本的选择,书中一些文字、句读的勘正,仍有一定遗缺。而且以今日眼光来看,点校本《南齐书》有些卷做得比较细,而有些卷则可修订的余地比较大。“在中古史领域,近几十年史学研究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对这段历史涉及到的文献和史实做更深入、透彻的了解和观照。以前学者在整理史籍时不太留意的某些制度、事件、人物在文献记载中的正误或差异,在今天也可以用作订正版本、选择异文的考虑依据。”

  2010年,许逸民在《修订工程点校情况汇报》中指出点校本需要改进的地方:统一体例、选定底本、调整段落、改正标点、删除旧校、完善旧校、补充新校。

  许逸民总结,原点校本显然可见的缺憾,便是各史的整理体例不统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明确采用百衲本为底本或“工作本”的,共计有19史。“究其原因,盖因当时无法直接看到宋元原刻,而百衲本又号称集宋元善本之大成,故以为用百衲本即等于用宋元原刻。其实不然,读商务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可知,百衲本对于原刻的改动非常之多。”

  谈到修订的必要性,何德章认为,点校本“二十四史”毕竟是在特殊时期、以特定宗旨完成的学术工作,各史点校标准、体例不尽相同,多少存在一些问题。“史书校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且当时校勘主要凭借点校者高水平的学术素养发现问题,不能如今天一样,可以利用电脑进行全面的文献检索、比对。这些,都是此次按统一标准重新修订的原因。”

  如今,修订工作已开展10年。继《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修订本相继上市后,今年8月,《魏书》《南齐书》修订本亮相上海书展。

  此次中山大学承担了《南齐书》《梁书》《陈书》三书的修订项目,“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其中《南齐书》的修订主要由我和我们专业程度较高的硕士生博士生同学负责(个别参加者为博士后),通过几年的工作,同学们在文献和史料的处理解读上得到非常切实的训练,获益极大。”景蜀慧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最初也曾经心怀犹豫和担忧:如此重要且工作量很大的修订工程,吸收在读研究生参与,能保证质量吗?

  “有鉴于此,为保证修订质量,我们在原校复核、版本通校、参校他书乃至修订长编和新校勘记的撰写等环节,都制定了一整套规范的程序,使修订实际上成了一种有分工有合作的集体工作。”景蜀慧介绍,修订组在每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并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

  “修订过程中,具体负责某卷的同学,会按要求先拟出一份长编初稿交上。我读完后和作者逐条讨论,之后作出修改,提交修订组讨论,一条一条地过。作者在此基础上再去改,我再看过后提交给书局编辑,编辑看完提出修改意见,又退给我们,我们针对提出的问题继续改,反反复复。”景蜀慧说,通过这样一套“不厌其烦”的修订程序,最终才完成了《南齐书》定稿。景蜀慧感慨,“我想对于每个人,这几年时间他们可能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作为点校本《魏书》的修订负责人,何德章感觉,通过此次修订,《魏书》的版本源流更为清晰,发现了一些新的佚文、缺字,结论可以回溯,有助于增加文本的可信度。

  在修订本出版之际,回望点校本时代,何德章持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观点。学术界一般更关注“二十四史”文本的校勘成就,但在他看来,“二十四史”的“现代化改造”,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标点。

  “其实,一般读者,甚至不少学习中古史的研究生,基本上是不会去顾及学者们辛苦撰成的各史校勘记的。上世纪的那次点校工作,是以‘为人民服务’的目的进行的,以古文写成、未经标点的史书,除了以中国古史为业的人外,一般人是难以读通的,而经过标点、断句,初具古汉语阅读能力的人,都有可能耐着性子读下去。”何德章觉得,如果我们将标点视为沟通古代史籍与现代读者的津梁,一点也不过分。

  校勘记是点校工作遵守学术标准的体现,这使“二十四史”点校本成为研究者可以信从的古史文本。

  何德章表示,点校本“二十四史”印行后,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除了特别需要以及专门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外,基本上都是引用点校本。“我本人为学习北朝史,曾将两套点校本《魏书》翻阅得破损不堪,基本没有翻检什么‘三朝本’‘百衲本’,就是因为信从点校本。可以说,点校‘二十四史’扩大了中国史学典籍的受众,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

[责任编辑:周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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