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百年校庆背后的故事

2017-09-30 13:53 来源:北京晚报 
2017-09-30 13:53:01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责任编辑:周明艳

  作者:张玉瑶

  “油王府”里诞生的西医世界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诞生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名字分不开关系。

  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3年成立,在当时震动美国医学界的弗莱克斯纳教授北美医学院考察报告(Flexner报告)的启发下,致力于发展医学教育。中国当时正处于各种思潮涌入、改革实验盛行的“试验场”大环境中,加上洛克菲勒二世夫妇对东亚的兴趣,基金会很快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能够将科学医学、外科手术以及西方的教育方法带去中国。在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较为全面的实地考察后,基金会决定按照Flexner报告中推崇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标准,在文化中心北京建立一所高标准高水平的,集医、教、研为一体的医学院,培养杰出的医学人才,而不是平庸的“医匠”,要“具有优秀的教师队伍,装备优良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学医院和护士学校”。将医生作为未来精英来培养,这和中国传统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相”在“医”前的观念有了很大的不同。

  协和如今所在的地方是豫王府故地,原先附近还有教会办的北京协和医学堂,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了医学堂和豫王府,两年后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堂”和“医学院”名字虽只有一字之差,实质却大不相同,前者还未脱离传教医士的成分,后者则是完全现代化的科学医学院校。因此,今日协和医学院也是以1917年为起始点。因为洛克菲勒靠石油发家,豫王府当时被人打趣是“油王府”。

  “油王府”雕梁画栋、色彩绚丽的中式建筑风格,给漂洋过海来负责协和医学院设计的建筑师查尔斯·柯立芝以震动和灵感。他和后来燕京大学的规划者墨菲一样,决定将协和建成中西合璧的风格,以北京的宫殿庙宇为参考,保留拱顶、琉璃瓦等典型中国建筑元素,与周边环境相融合。洛克菲勒二世如此解释道:“为了让使用这些建筑的中国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在这里工作时能激发他们最密切的合作精神,同时也为了表达我们对中国最优秀建筑的真诚赞美之意。”屋宇间曲折的花园连廊、琉璃瓦上蹲守的吻兽,一个完整的“西医世界”在最初进入中国时,采取的是这种努力不显得“异己”的形态。

  协和医学院的预算原先是100万美元,最后的造价却直达800万美元,包括教学楼、科研楼、护士学校和附属医院。其后30年,协和医学院的运营共花费4500万美元,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单独项目中最大的一笔。众多世界医学家来协和教学,学校提供的报酬不菲,甚至还为学生提供非常优厚的生活条件,日常起居都有专人负责。但与这些花销看起来有点不对应的是,从数量上来说,协和的“产出”非常小,每年计划招生人数只有25人,且要求严格,只有小部分能按期毕业。然而,这些毕业生的质量却非常之高,大多数成为了中国现代医学的领袖人物。

  精英教育的“科学脑”与“人文心”

  历史上,关于医学教育的讨论常常围绕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展开:是重质量,培养一批一流的医学教学者,还是重数量,尽快尽多地培养医学从业者。协和从建校伊始,就确定下了“Flexner模式”和“约翰·霍普金斯模式”,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将其几乎极致的精英化移植了过来,但对于一个千疮百孔、亟待救护的旧中国来说,是否会产生某种不适应性?这难免受到争议。

  老协和的精英教育,如今看来标准高得超乎想象。首先,因为起初外国教师多且翻译成中文的医学词汇非常有限,学校采用全英文教学,不仅在课堂、实验室、学术讨论、病历撰写中用英语,甚至中国师生之间的日常交谈也用英语。一位后辈医生曾回忆,1929年毕业于此的林巧稚“英语太好了”,“查房时会经常不自主地说出一些英语来”。

  第二,协和采取八年制医学教育,这样的长学制在今天的医学院里并不鲜见,但在当时确是创格。欲上协和者,须得先入燕京大学医预科念三年,在中文、英文、生物、数学、化学、物理及社会科学等学科都必须修满规定学时。这样的设置,是为了让医学生有一颗广博的“人文心”,毕竟医学是需要直接面对病人身体的。预科结束后,还要再经过考试,决定是否能进入协和本部。就算进入协和,在结束前两年学习后,还会再淘汰一批。严格的要求、残酷的淘汰制,让协和人常年挂着一张紧张苍白的面孔,被当时人戏称为“协和脸”。

  秉持“严进严出”,老协和的毕业生数量非常有限,但学院近乎固执地将建校时的设计坚持下来了。“质量”和“数量”的争议贯穿了大半个世纪,有趣的是,尽管当时处于乡土社会的中国急需大量医生,但“质量”派总是略胜一筹,在风雨飘摇中存着火种,使协和在战乱年代中如同一个专注于科学探索、学术精进的“孤岛”般的知识共同体。少而精的协和毕业生后来多成为各医学领域的领袖,对中国现代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过,随着对中国现实越来越多的了解,协和在公众医学上也迈出了很大一步,试图让平民尽可能多地享受到医疗,这源于兰安生(约翰·格兰特)1921年来协和创立的公共卫生学。兰安生带领协和学生走出医院,走进胡同,创立卫生事务所和农村卫生实验区,关心普通社区居民、底层北京人的卫生健康问题。1932年,先后从协和和哈佛毕业的陈志潜更是到河北定县农村,参与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当起了“赤脚医生”,摸索出一套农村卫生保健体系。

  常青在《协和医事》中写道:“协和的精英们其实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大众。一位不面向病人的医生,他的职业内涵主动是空洞的,他的精英意识注定只是一个笑话。”协和医院接待过孙中山、梁启超这样举国瞩目的大人物,但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患者。医学和其他科学最为不同的一点是,就算是最顶尖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必须怀有一颗温情的人文心,“向病人学习”,这是成为一个好医生不可或缺的部分。譬如毕业于协和的“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第一人”杨崇瑞,就是在和兰安生的乡村调查中看到传统接生的弊端,由此成立了助产学校,对女性进行专业化的助产培训。当今中国极低的婴儿死亡率,很大程度上便归功于此。

  传统如何照亮当下

  老协和有“三宝”:图书馆、病历、名教授(另一说是严格的住院医培养制度)。协和曾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两度停办、两度复校,学校名称也更易多次,但有一些珍贵的传统始终保留了下来,构成协和的精神血脉。

  比如坚持了九十多年的“内科大查房”。“大查房”最早称为“大巡诊”,当时医生人数少,在病房的病人床边即可容纳全部医生的巡诊,后来内科医生越来越多,便转移到了专门的会场,如今每次参加的有一百多人,包括了从主任到住院医生、实习医生、护士、学生等各个层级,每周固定时间开展。围绕一个病例,医生们在现场集思广益、热烈讨论,交流医学前沿成果,解决病人疑难问题,洋溢着学术自由的气息。在这样的气息中,后辈被前辈“熏”着成长起来。

  “自省、专注、慈悲”,协和一百年的历史中,时时笼罩着“大学精神”的光晕,无论遇到何种挫折,都尽力延续着生命力。常青在新版《协和医事》中总结道,协和用一百年时间展现了一种普世性:“人类文明与精神生活上一种合作性成就的理念。”这也让“协和”成了一块让人信得过的金字招牌。

  但到了新时代,又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问题、新的变革。《协和医事》在书写协和历史之外,也对“未来”进行了思考。医学教育学制长、学业艰苦,但毕业后收入有限,有时还面临社会的误解与偏见,这些都使得它不再像当年那样对优秀学生具备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如何从新的维度去重塑医学生整全的人格,避免医疗的“技术主义”问题,提高为医的尊严和幸福感,一百年的老协和或许能为今天提供并不过时的启示。

[责任编辑:周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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