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岁商务印书馆 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引擎

2017-09-30 18:36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09-30 18:36:46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责任编辑:周明艳

  1897年,夏瑞芳等几位年轻排字工决心自己当老板,于是筹资3750元在上海创办了小型印刷工场——商务印书馆(下简称“商务”)。顾名思义,是印刷书籍的地方。

  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考证,商务最开始并不以出版为主业。它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本馆专售大小新式活字铜模铅板,精印中西书籍、日期报章……”广学会的很多书是商务代印的,商务还代印创刊于杭州的《译林》,发刊词是林纾写的。

  当时,清王朝风雨飘零,众多为中国寻找出路的知识精英目光投向西方,引入了各种先进技术、机械设备及思想主义,西学渐行。商务创始人敏锐意识到英语教材有市场,于是请人将印度英文教材加上译注,1898年出版了《华英初阶》,初印2000册,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1925年出到第82版,换了封面又出到1938年,可谓第一桶金。当时杭州新办的求是书院用的是它,少年胡适初到上海,在梅溪学堂读的是它,梁漱溟在北京中西小学堂学的也是它。

  1901年,商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5万元。夏瑞芳请翰林出身、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的张元济入股,并负责编译工作。1902年,商务成立了编译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商务,新的出版思路成型,商务完成了从印刷业到出版业的转型。

  1904年是重要的转折年。商务耗费两年心血编纂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间风靡全国,此后陆续编印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风行近10年,最终发行上千万册。辛亥革命后,商务推出65册的《共和国中小学教科书》,重印300多次,售出七八千万本,为清末民初的政治动员、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振鹤说,民国初年有一句话叫“今日之教育操于一二书商之手”,“一”就是商务,“二”就是商务、中华。可见当时商务在教育方面的势力如何之大。

  商务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先后创办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杂志,传播近代学术思想。

  1914年,商务资本增至150万元,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出版企业。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后代张人凤表示,商务从成立开始,就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一开始就找对了办出版的方向。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或者有的时候还领先于社会的潮流。

  为中国看世界

  自成立以来,商务担当起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它既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普及现代知识,也致力于整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深度介入中国的政治、教育、出版和学术。

  1929年,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一集出版,收入图书1000种,作者有梁启超、王国维、吕思勉、傅斯年等大学者。丛书包括《国学基本丛书初集》《汉译世界名著初集》《百科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工农小丛书》《国学小丛书》《商学小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体育小丛书》等,以低廉价格出售,使得各地公私团体或图书馆都有能力收藏一套基本丛书,进行系统的知识普及,嘉惠民众。

  1915年,商务出版了《辞源》,这是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说:《辞源》的价值可能在于无源词,所收10万条词中有1万条没有书证,如西洋的人名、地名、机关名、事件名等专有名词,外语的音译词,科技词汇、术语等。这些词非常专业地解释了当时需要的术语知识问题,起到了传播新学、沟通新旧学桥梁的作用。

  1917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蒋梦麟回到上海,并进入商务,他向张元济提出编辑高等学术书籍的建议,被采纳。

  1931年,《严译名著丛刊》8种风行于世,除赫胥黎的《天演论》外,还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严译名《原富》)、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严译名《名学》)和《论自由》(严译名《群己权界论》)、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严译名《群学肆言》)、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严译名《法意》)等,几乎每一本都影响巨大。

  1939年,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美学》出版,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出版;1943年,钱穆的《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导论》出版,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出版。1956年出版的《新华字典》,迄今已发行近6亿本。1978年,商务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它是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的语文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