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小铺子及其他

2017-10-13 09:18 来源:文汇报 
2017-10-13 09:18:39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武鹏飞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田洪敏

  少年契诃夫要和父亲一起依靠小铺子开始自己的“人间生计”,从9岁到14岁,他的主要生活就是“小铺子”、“希腊语学校”和“教会唱诗班或者是祷告”。少年时期的“小铺子生活”在契诃夫的早期作品中都有涉及。

  “Лавка(小铺子)”是描述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少年生活的重要词汇之一,它是作家对于出生地塔甘罗格的主要记忆,后来传记作家习惯将契诃夫的“小铺子”生活与他的希腊语学校生活、教堂唱诗班生活叠加在一起,描述他在去莫斯科之前的少年时光。今天人们渐渐忘记了“лавка”一词在表述“小铺子、小杂货店”之前也多指旧俄时代再普通不过的长凳或者长椅。这在每个教堂的角落里、乡村农户的家里或者是火车站台边儿上都可能看得到。而在今天的俄罗斯城市街头,偶尔会看到这个词出现在一些店铺的招牌上,比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авка(艺术小店)”、“лавка писателей(作家书店)”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店铺都只是一些经营小本生意的地方,有点俄罗斯文化背景的人看到这个词大概会以为里面卖些好玩的小纪念品之类,其实里面所含有的商业因素聊胜于无,糊口而已,也或许类似于旧上海弄堂记忆里的“烟纸店”——不过是城市小业主的生计。

  今天在俄罗斯取代“小铺子”这个词汇的,有不少其他表述。其中有1990年代之后英语对俄文的影响,比如,可以看到一些路边停靠的汽车背后写着“coffee to go”,这其实是“移动小店铺”。尽管俄美关系诡谲,不过多数人走过这样的小车子旁边都会要求来一杯“美式咖啡”。俄罗斯本土则有一些意义趋同的词语,比如街边类似从前的小报亭(киоск)一样的地方,里面卖些牛奶、面包和小香肠之类的小吃。条件好一点的,会搭个“小凉棚”(палатка)的简易摊位,俄罗斯外省菜场随处可见,上面摆着可能是酸黄瓜或者是一大桶酸奶油,再加上些其他杂品。一直将契诃夫作为自己写作导师的当代作家托卡列娃,在1995年完成的作品《雪崩》里就对这类简易的小生意摊做过细致描写:“小铺子还开着门,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金发姑娘和一个黑黝黝的小伙子,看着好像是阿塞拜疆人。”(《什么都可能发生——托卡列娃小说选集》,莫斯科ACT出版社,2002年,第20页)作者接着写到第二天一早,那个铺子(палатка)还在:“这也意味着昨天的生活和今天没有什么关系”——语气和契诃夫很是相似。

  这样的小铺子、小摊位、小生意从契诃夫时代一直走到今天。卖的还是少年安东·契诃夫熟悉的茶叶、咖啡、面粉、大米或者辣椒等。传记作家及契诃夫研究者丘达科夫写道:一般整个夏天少年安东都只能在铺子里待着,从早晨五点钟开始,铺子就要开门(丘达科夫:《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莫斯科время出版社,2014年,第18页)。而那个因为作家契诃夫而不断被提起来的他的父亲巴维尔·叶果耶维奇·契诃夫,按照丘达科夫的说法,不是一个坏人,却是一个“坚硬”的人。他自己在商人科贝林家干活时候东家就是这样严厉地对待他的,而东家科贝林自己当童工的时也是这样:既然这个延续下来的逻辑并没有让生活在一个早晨戛然停止,那么安东·契诃夫和他的兄弟们站在门口等待可能的客人来买一点茶叶或者糖,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生意,也就不奇怪了:去吧,安东沙,到铺子里去好好看着——这是父亲经常对契诃夫讲的话。从铺子回来,有时候这位奇怪的父亲会在夜里两点将孩子们叫起来穿过泥泞的塔甘罗格街道去教堂参加早祷,有时候忙了一天还要去参加晚祷活动。

  这位父亲1857年摆脱了城市小市民阶层,成为了塔甘罗格市的三等商人。而一个三等商人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的俄国生活境况绝对不是最差的,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米罗诺夫著文分析,从1863年起,一等商人每年缴纳500卢布基尔德税,二等商人——150卢布,三等商人的则被取消(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帝俄时代生活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02页)。所以契诃夫的父亲作为一个三等商人甚至可以忝列“精英”末端,他和僧侣的地位差不多,位于贵族、官员与荣誉公民之后,属于最为复杂的一个阶层,所以也不奇怪契诃夫后来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呈现他们的生活。商人和1861年之后随着社会变革增加的年轻知识分子,比如在精神世界虽有一隅但是社会地位仍然低下的教师、僧侣都是经常在契诃夫作品中出现的人物。

  少年安东要和父亲一起依靠这个小铺子开始自己的“人间生计”,在这个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安东的主要生活就是“小铺子”、“希腊语学校”和“教会唱诗班或者是祷告”,他在这三点之间度过了他从9岁到14岁(1869—1874)的这段时光,这也应该是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一个外省城市市民阶层比较典型的生活。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契诃夫的父亲简直是让他们过着一种“有自己打算”、“有希望”的生活。

  不过一个商人,哪怕是一个三等商人,渴望开一个自己的铺子总是天经地义的吧。

  巴维尔·叶果耶维奇·契诃夫开了自己的小铺子,和大多数不成功的商人一样,他的生意经念得不好,美梦变成了噩梦——他破了产。全家先后迁到了莫斯科。而在莫斯科的时候,年轻的契诃夫总是要想办法攒钱。“我们在等着你,你有没有寄钱过来,明天我们想买……”,或者是“儿子,好好学会赚钱”,类似这样的交流经常在契诃夫和家庭之间展开。在和家人的书信中,契诃夫经常会描述自己如何精打细算给家人买东西。1898年4月23日在从巴黎给妹妹玛莎的信中,他写道:我可以从巴黎给你们带来很多东西,只是事情在于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得到满足,我想给老爸买件夹克,可是记不住尺寸不好买,怕买错了;想按照他给的纸样去买顶帽子,但是那种帽子巴黎没有卖的,听说可以定做;便宜的表质量不行,想买些漂亮衣服,也不知道这么多海关是否让过(《契诃夫书信集》(1897—1898),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49年,第262页)。一百年后的1998年,新俄罗斯社会在踽踽前行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比如钢琴家、舞蹈家等,继生意人之后率先有机会来到巴黎进行巡回演出,趁着赚点“外快”的机会,契诃夫在巴黎的选择也传递给了这些艺术家。这在上文提到的托卡列娃的《雪崩》中可以找到类似描写:钢琴家米夏釆夫给妻子买了貂皮大衣,给女儿买了晚礼服,给儿子从头到脚、四季的衣服都买全了(《什么都可能发生——托卡列娃小说选集》,第9页)。笔者做这样的对比无非是想告诉今天的读者,100年前的契诃夫与100年后的钢琴家米夏釆夫的生活——作为社会变革之后的中等知识分子的生活,并没有明显差别。

[责任编辑:武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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