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与救世基督大教堂

2017-10-13 09:27 来源:文汇报 
2017-10-13 09:27:14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武鹏飞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正荣

  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涯中,显性文献很少与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是“索隐”托尔斯泰的生命历程,他的《战争与和平》事实上不断地与大教堂交错。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作为世界文学的艺术高峰,对其研究,无论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在全世界,都极为充分了,任何一点创见性突破都是极艰难、极富挑战性,同时又是极其隆重的。

  与《战争与和平》相关联的大教堂

  天下皆知,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是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的伟大丰碑。但是,从未有人意识到,这部伟大作品与矗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救世基督大教堂”有关联。

  一般人,包括俄国人,甚至也包括莫斯科人,对基督救主大教堂的“感知”,都是将其视为东正教的伟大殿堂,自然偏向关注它的宗教功能。只有进入其中,看到镶嵌在大教堂内部的纪念壁板,才会“意识”到:俄罗斯最宏大的东正教教堂,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 Храм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是纯粹为了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而建,是俄罗斯帝国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而修建的最大的“物质”纪念碑。然而即便步入其中,一般的俄罗斯人也很少将其与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的另一个更大的丰碑——《战争与和平》联系起来。

  除了托尔斯泰传记专家古谢夫在《托尔斯泰年谱》(第一卷)略微提及以外,至今尚无人讨论两大丰碑之间的关联。但是,经过细心考证,就会发现两座丰碑之间存在着特别的联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极有可能是被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刺激”、“激发” 的结果,这座位于莫斯科中心的、纪念 1812 年事件的主题极其单一的大教堂至少是《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动机之一。

  两座纪念丰碑各属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若无强大的“事实”依据,的确很难被关联起来。

  而且,大教堂是19世纪80年代才全部竣工。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1869年已经全部写就,到大教堂“开放”之日,已经发表了十多年,因此,说一个“后完成者”是一个“先完成者”的动机,时间顺序上就不对头。另有蹊跷的是,这座修建了50年的大教堂,在1881年正式开始从事宗教活动以后,又过了50年,即1931年,也就是在1812年卫国战争120周年纪念前夕,竟然又被苏联当局用炸药彻底炸毁了。从此以后,自然也就没有人再去思索这座大教堂所关涉的问题了。

  如果从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这一主题来看,作为这一伟大事件的纪念碑的大教堂,与1930年代推行的意识形态并不相悖,不该炸毁。但是,当它作为东正教的最重要的象征物的时候,便显得格格不入了。所以,当最高决策层筹划建设“苏维埃宫”的时候,便毫不留情地选择了炸毁教堂腾出莫斯科中心“地王”的方案。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立刻有人动议重修大教堂,刚刚进入新世纪,大教堂就神速地重新矗立起来。当我走进大教堂之内,看到大教堂内壁那些写满了纪念俄法战争文字的墙板,强烈地意识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创作一定与这个庞大的、设计主题十分单一的建筑物有某种关联。它与它,两座纪念1812年伟大事件的丰碑,一座是“物质”的,一座是“非物质”的,二者之间至少可以有四大关联:第一、两大丰碑是一组平行线。第二、两大丰碑的修建程序有许多交错。第三、作为帝国纪念丰碑的性质与《战争与和平》“人民”主题之间的角力。第四、《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动机,极有可能也受到大教堂的刺激。前三种关联需要细心考辨,随之而进行的对第四种关联的探索,一旦成立,将是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研究的一个突破。

  托尔斯泰自述《战争与和平》创作动机

  在《战争与和平》的稿本中,托尔斯泰曾明确记下这部伟大作品的创作动机:

  1856年,我开始写一篇带有鲜明倾向的中篇小说,它的主人公应该是带着家眷回到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接着,我不由自主地从那个时代回溯到1825年,那是我的主人公迷茫和不幸的年代,于是,我便从那时开始写起。但是,在1825年,我的主人公已经是有家室的成年人了,为了理解他,我不得不需要再一次推溯到他的青年时代,而他的青年时代正值对于整个俄罗斯来说最为光荣的1812年。我又一次抛弃我的开头,而从1812年写起,它的气味,它的声响,至今我们还可以听闻,对于我们依然是那样亲密,但是,它距离我们已经遥远。我们已经能够平静地思索它了。但是,我又不得不在第三个开头停下来,这一次,不是因为我最初要描写的那一个主人公而停下来,相反,在那个伟大时代的半历史、半社会、半虚构的伟大的人物性格中间,我的主人公个性已经退隐到写作蓝图的后面,而在蓝图的前排,让我产生奇异兴趣的,既有那个时代的青年,也有老年,既有那个时代的男人,也有那个时代的女人,……就这样,从1856年一直溯回到1805年……。(俄文版《托尔斯泰全集》90卷集,第13卷,第54页)

  正因为托尔斯泰已经如此明确写出《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动机的发育过程,所以,无人关注这场写作与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的关联。

  但是,它至少给《战争与和平》的研究者提供了两个明确的信息:

  第一、《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动机是受现实生活的触动而发生的。1856年是一个“大转变”开始之年。1855年3月2日,镇压十二月党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莫名其妙”死亡,亚历山大二世继位俄国新沙皇,这位继任者一上台,就表现出“改革”的意向,发布手谕允许那些曾被宣判永久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可以离开流放地,于是才出现了十二月党人的“回潮”。托尔斯泰此时关注十二月党人,因为在他身边,在他的亲属中,就有回归的十二月党人。

  请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关于托尔斯泰文学创作的“原理性”命题:因现实事件的刺激激发而创作,这是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一大特征。

  第二,这部伟大的小说的主题设计,不是一开始就清晰的,不是一开始就确定无疑和坚定不变的,它是逐渐发育的,它是在历史时间的回溯中游移变动的。

  请注意: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关于托尔斯泰文学创作的“原理性”命题:大雷雨是由一个雨点开始的,此处一个雨点,彼处一个雨点,不断连缀,最终组织成一场大雨,这是托尔斯泰小说诗学,这种诗学特征特别适合于他的大部头作品,他的三大长篇小说,都是由一个动机开始,随之不断有其他动机加入,最后构成丰富庞大的整体。

[责任编辑:武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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