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乐派与斯拉夫作曲家

2017-10-13 09:32 来源:文汇报 
2017-10-13 09:32:04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武鹏飞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 贝文力

  斯拉夫音乐家,尤其是俄罗斯、捷克与波兰音乐家构成了民族乐派的中坚。他们以多种方式表现民族主义:或以本民族的歌曲和舞曲作为音乐基础,或以本国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英雄事迹、自然风光为描绘对象,创作交响诗、歌剧,或为本国有影响的作家、诗人的作品编配音乐。

  走进莫斯科音乐学院音乐厅,首先跃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着的大幅油画《斯拉夫作曲家》。这幅群像作品由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完成于1872年,是应实业家波罗霍夫希科夫的要求创作。当时,波氏正在莫斯科筹备开设“斯拉夫宾馆”,他想把“斯拉夫人兄弟般的团结”形象地体现在宾馆的设计布置上。

  画面上,居中的是格林卡,他正在与巴拉基列夫、里姆斯基-卡萨科夫和奥多耶夫斯基谈话。后面坐着达尔戈梅日斯基,达氏的身后是拉斯科夫斯基。格林卡的右后方,利沃夫穿着宫廷制服坐在椅子上,维尔斯托夫斯基在对他说着什么。而站在他们前面的是谢罗夫。靠墙的是古利列夫、博尔特尼杨斯基和图尔恰尼诺夫。钢琴边坐着安东·鲁宾施坦,旁边是他的弟弟尼古拉。他们身后,自右至左站着波兰作曲家莫纽什科、肖邦、奥金斯基和利平斯基。在画面左边的是捷克作曲家纳普拉夫尼克、斯美塔那、边杰里和戈拉克。斯拉夫音乐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这里汇聚一堂。因此这幅画还有一个名称是《俄罗斯、波兰、捷克作曲家们的聚会》。事实上,他们中有些人彼此从未见过面,甚至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但是,画作并没有违反“艺术的真实”:这些斯拉夫音乐家们志趣相同,用自己的探索、实践和成就,共同谱写了斯拉夫民族乐派史诗中最重要的篇章。

  斯拉夫人是最早生活在欧洲大地上的人群之一。编纂于12世纪的俄罗斯第一本史籍《往年纪事》将古罗斯史与世界史和斯拉夫民族史联系起来观照叙述。书中写道:由于人们试图修建通天塔,上帝震怒,他搅乱了人们的语言,使之不能相互理解,通天塔最后也未能建成。此后,人们分为各种民族,流散四方。包含有72个民族的雅弗部落向西方和北方迁移,斯拉夫人便起源于这个部落。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斯拉夫人是从波罗的海沿岸出发迁徙的,他们逐步向东向南前进,开疆拓土。6世纪左右,一部分斯拉夫人在多瑙河畔遭到抵抗,便定居于拜占庭边境,另一部分则向西北和东北方向推进。于是,统一的斯拉夫人群分裂为东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南斯拉夫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保加利亚人)和西斯拉夫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

  后来,他们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但共同的起源、共有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依然时时处处展现着自己的存在与影响。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既有支持和帮助,又有矛盾和冲突,悲欢离合。19世纪初,受不断成熟的西欧民族意识的感染,斯拉夫人的现代民族意识觉醒,民族运动兴起。泛斯拉夫主义也因此产生。它有意识地将寻求种族血亲和文化同源引向对斯拉夫民族的集体认同,在唤醒民族意识、反对异族压迫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人类社会的变迁总与人类艺术的发展相辅相成。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社会,比以往更强调人文主义,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应运而生。在为《克伦威尔》(1827)写的序言中,雨果宣布,“艺术的自由”是时代的第一要求。音乐史家保罗·亨利·朗格常常把艺术拉去为革命活动服务。随着民族独立概念的出现,艺术的人民性也开始形成。

  音乐领域出现浪漫乐派。音乐与梦想、激情、关于生与死的深刻思想、人类的命运、神与大自然、为祖国而感到的骄傲、对自由的渴望联系在一起。以自觉的方式在音乐中肯定民族传统的民族乐派是浪漫乐派的重要分支。

  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国家都以具有音乐才能著称。斯拉夫音乐家,尤其是俄罗斯、捷克与波兰音乐家构成了民族乐派的中坚。而这又与下列因素密不可分:1812年,俄罗斯打退了拿破仑的入侵。胜利激发了人民的自我意识和对自身文化的兴趣,彼得大帝时代以来的简单借鉴与模仿让位于具有独特性的改造与创造。捷克、波兰等其他斯拉夫国家,也都不遗余力地强调本民族的特质,营建自己的艺术,凸显自身的存在与价值,服务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斯拉夫作曲家们以多种方式表现他们的民族主义:或以本民族的歌曲和舞曲作为音乐基础(如肖邦用马祖卡、德沃夏克用斯拉夫舞曲);或以本国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英雄事迹、自然风光为描绘对象,创作交响诗、歌剧(柴可夫斯基的《1812庄严序曲》,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杜诺夫》、斯美塔那的交响诗《伏尔塔瓦河》);或为本国有影响的作家、诗人的作品编配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等)。

  “俄罗斯音乐之父”的崇高地位使格林卡毫无疑问地位于画面的中心。当俄罗斯人为文学领域出现了民族代表普希金、果戈里而深感自豪的时候,他在意大利、奥地利、德国游学,研究欧洲音乐。研究越深入,希望成为民族音乐家的使命感越强烈。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斯拉夫作曲家身上是很普遍的。回国后,格林卡决心要创作出真正的俄罗斯音乐。在音乐领域德、奥、法作品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他潜心钻研民间音乐,用以在作品中表现俄罗斯人的形象和性格。他说过:“创作音乐的是人民,而我们作曲家只不过把它变成曲子而已。”这一极具民主主义色彩的论断影响甚广。

  普希金的老师茹科夫斯基把伊万·苏萨宁的事迹作为题材推荐给格林卡进行歌剧创作。伊万·苏萨宁是17世纪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农民。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与安全,他把敌人带入密林,并与之同归于尽。1836年11月27日,歌剧《伊万·苏萨宁》在彼得堡首演。大幕打开后,观众看到的是俄罗斯的乡村景色,听到的是蕴含俄罗斯民间音乐韵味的旋律和用俄语演唱的咏叹调和宣叙调。而最主要的是,歌剧首次表现了俄罗斯人的情怀与精神。格林卡以此开启了俄罗斯音乐时期。俄罗斯音乐史上的众多“第一”都与他的创作紧密相联。他的《卡玛琳斯卡娅幻想曲》,创造性把俄罗斯民歌交响化,成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交响乐作品,奠定了俄罗斯交响乐派繁荣的基础。柴可夫斯基后来说过:所有俄罗斯的交响乐都是从《卡玛琳斯卡娅》中孕育出来的。这不禁使人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强调果戈里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外套》的示范经典作用时说过:我们都来自《外套》。

  波罗霍夫希科夫请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施坦来确定入画的人选。鲁宾施坦当仁不让地把自己和哥哥也安排进了画中。当然,他俩是当之无愧的。如果说格林卡以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为俄罗斯音乐学派奠基的话,那么鲁宾施坦兄弟则以创建音乐学院、通过人才培养和理论的研究与积累推动俄罗斯音乐学派的成长壮大。兄弟俩都在欧洲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深知理论的重要性。1859年,哥哥安东创立了俄罗斯音乐协会,下设音乐班。1862年,又以此为基础,创建了彼得堡音乐学院。尽管与斯拉夫国家音乐学院中最早的一所——捷克布拉格音乐学院相比,晚了半个多世纪,但发展迅速。四年后,弟弟尼古拉创建了莫斯科音乐学院。两所院校为提高俄罗斯专业音乐文化水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画上侧身对着观众在与格林卡交谈的,是俄罗斯“泛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的代表和领军人物巴拉基列夫。他属于神童型音乐家,在民间这所“音乐大学”中成长。偏重实际而不太重视理论的习惯也由此养成。1855年底,18岁的他为格林卡弹奏《伊万·苏萨宁》主题幻想曲。音乐泰斗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甚至把他视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格林卡去世后,巴拉基列夫果然成为其最重要的继承者。与此同时,有四位作曲家:鲍罗廷、居伊、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卡萨科夫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同样天赋超群,才华横溢,也同样没有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各自的职业分别是医学-化学家、工程兵军官、陆军军官、海军军官。因此也被包括鲁宾施坦兄弟在内的学院派们视为“业余”。但他们的成就和影响又是有目共睹的。像格林卡一样,他们为创造俄罗斯音乐不懈努力,从民间音乐这口深井中汲取养料。俄罗斯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历史事件、自然风光既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也是他们作品表现的对象。他们自称“民族乐派”。著名评论家斯塔索夫对他们高度赞赏,称之为“尽管数量不多,但强大有力的一群人”。汉语译成“强力集团”,约定成俗。他们是格林卡之后代表俄罗斯音乐的又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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