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座谈会

2017-10-27 09:36 来源:文汇报 
2017-10-27 09:36:44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武鹏飞

  编者按 日本学者林巳奈夫(1925—2006)的著作《殷周青铜器综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今年5月出版了第一卷中译本(广濑薰雄、近藤晴香翻译,郭永秉润文)。

  林巳奈夫先生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著名考古学家。《综览》是上世纪80年代写作出版的一部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巨著,充分体现日本学者资料齐备、研究细腻的风格。

  为了缅怀林巳奈夫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古代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联合上海古籍出版社,于9月15日举办“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中译本新书座谈会”。

  裘锡圭教授在致辞中谈道:“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对《综览》有详细的介绍,他认为这部著作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青铜器的著作中,最全面系统、最深入的一部,并指出其中许多有价值的、独到的见解。由于语言的隔阂,过去中国学界鲜有像朱先生这样,充分用到《综览》的成果,往往只利用了图版部分。现在广濑老师把这本书翻译出来,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他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尽可能使译本适合中国读者的需要,一定能使这部书在青铜器研究领域起到更大的作用。”

  座谈会上,中日学者共聚一堂,评价林先生的著作,回顾与他交往的点滴,梳理和展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历史和前景。本刊摘编部分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林教授把很多贴了青铜器照片的纸质卡片排列在那张桌子上,不断地改变它们的排列

  松丸道雄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发言由广濑薰雄代读):这次收到了林巳奈夫先生的巨著《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中译本新书座谈会的邀请,却不能参加,我对此遗憾不已,觉得哪怕只说几句也好,至少应该表示祝贺和感谢之意。

  关于我和林先生的交往与我在林先生撰写《综览》这部书的过程中做过的事情,我已经在这次出版的中译本序文中写过了,今天就不讲了。关于林先生学问的特征,我有一点一直在考虑的想法,想借此机会跟大家讲一下。

  众所周知,林先生是所谓考古学者 (依我看,更准确地说,他是以现代考古学为基础的古器物学者),但他的眼光惊人地广阔,古文字学 (尤其甲骨、金文之学)就不用说了,他还充分了解古典学和清代考据学的成果。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考古学者中,对这些方面也十分了解的学者,在日本一个也没有。不仅在日本,这样的学者在中国也不多。

  今天介绍一段往事。1974年,我们二人加上樋口隆康先生一共三人,为调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在台北待了40几天。有一天放假,林先生和我在闹市逛街,见到有一家书店堆着《皇清经解》的覆刻本。这个覆刻本在日本没有见过,价格又非常便宜。发现这套 《皇清经解》覆刻本的林先生高兴得不得了,立刻说要买下。那一瞬间,我心里很惊讶。我也大致了解清代考据学者的学术成果,但还是没有想到林先生为了古器物研究,要把搜集资料的范围扩大到这个地步。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我还记得,那天我也帮他搬了一大堆书回宿舍。

  不能出席这次座谈会,真的非常遗憾。自从去年夏天患狭心症动了手术,出国旅游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困难了。为这次盛会奉上小文,是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挚友林巳奈夫的帮助,尤其向裘锡圭先生、致力于《综览》翻译的广濑薰雄先生,以及跟他共同完成翻译的郭永秉先生,也表示无上的谢意,并且表达我不能参加座谈会的歉意。我相信,《殷周青铜器综览》中译本的出版一定会对中国商周青铜器研究的发展有所贡献的。

  小南一郎 (泉屋博古馆馆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有一个规定,评上教授的研究人员一定要组织一个共同研究班,发表其研究成果,例如在研究所的纪要上发表文章,编写报告书等。每个研究班设定具体的研究题目,参加的研究人员有十个人左右,每周或两周一次开会。每个班员根据自己负责的研究题目轮流作报告,然后大家对这个报告进行讨论。三年或五年后,汇集研究班的讨论成果,出版报告论文集。

  林巳奈夫教授自从评上教授以后,也组织了好几个研究班。他的第一个研究班叫做“汉代的文物”研究班,这个研究班以汉代画像石为主要资料,讨论了汉代的社会和文化特征。他编的《汉代的文物》是这个研究班的研究成果。这部书把文献中所见的词汇和汉代画像中出现的东西相对照。对这些词汇和物品作解释,在当时可以说是汉代名物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后,林教授组织了“战国时代文物的研究”等好几个研究班,他在退休之前组织的最后一个研究班是“古史新证”,这个名字取自王国维的一部著作。

  林教授组织的研究班,除了各个班员根据自己负责的研究题目作报告以外,还共同研读文献等各种资料。例如“汉代的文物”研究班,除了讨论沂南等各地画像石的内容以外,也用王先谦疏证补本研读刘熙的《释名》,此外还一起研读了当时新公开的“睡虎地秦简”。林教授的研究班不仅讨论新发现的考古遗物,还关注文献和古文字资料。例如以先秦文物研究为主题的几个研究班里,我们一直研读《周礼郑注》。林教授的研究班关注的范围不限于考古方面,而以整个文化史为对象。因此,参加研究班的人员里,考古学者倒不是很多,而有不少历史学者、科技史的专家、文献学者、语言学者等,可以说是人才济济。

  其实,林教授在评上教授以前组织过一个叫“金文辨伪”的非公开研究班。当时有一些学者对青铜器铭文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有人认为毛公鼎的铭文是伪造的,也有人认为散氏盘铭文的书体很可疑,甚至有人说大盂鼎的铭文也有可疑之处。这种意见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林教授的这个研究班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如何对待这种怀疑论。

  这个研究班里有贝塚茂树、伊藤道治、松丸道雄等历史学者。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究竟有多少青铜器铭文可以作为历史资料来利用。我们把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作为材料,对《大系》所收的所有青铜器一一判断真伪。青铜器本身和铭文都没有问题的,我们标A,器本身和铭文都可疑的,标E,在这两者中间设定了几个等级。判断真伪的主要标准是每个字的写法。如果同一篇铭文里的同一个字的字体不同,或用不同的写法写,我们判断这个铭文是可疑的。

  “金文辨伪”研究班继续了三四年,产生了各种研究成果。例如,在同一件青铜器的器上和盖上都有铭文的情况,盖铭和器铭的字的写法常常不同。因此我们知道,同一件青铜器上的两篇铭文可能是分别由不同的人写的。这个问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铭文的文字是铸造青铜器的工人写的,还是订货的贵族们(或者他们属下的书手)写的? 虽说有这些发现,但关于辨伪问题

  本身,我们没能提出明确的结论。我们感觉到,用拓本作金文研究有一定的局限。另外,中国陆续发现很多青铜器,我们能够知道它们的详细出土情况。因此,我们即使不使用经过古董商人之手出现的、有疑问的金文资料,也可以研究商周时代的历史。

  以上所讲的是林教授组织的、以先秦秦汉时期文物为主题的共同研究班的情况。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研究也获得了不少成果。林教授的个人研究有很多方面。其中,成果结集成大部著作的研究有两个,即中国古代玉器研究和商周青铜器的编年研究。

  日本的考古学者里,研究中国古代玉器者很少。或许可以说,玉器的专家只有林教授一个人。林教授从很早就开始关注良渚文化的玉器。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他嘱咐我在南京打听北阴阳营遗址的发掘情况。后来,良渚文化的丰富内容渐渐地被公开,我才知道良渚文化的重要性,佩服林教授的先见之明。

  林教授的中国青铜器研究成果汇集在这次被翻译成中文的《殷周青铜器综览》中。我还记得林教授当年研究青铜器编年时的情形。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考古学共同研究室中间有一张很大的桌子,林教授把很多贴了青铜器照片的纸质卡片排列在那张桌子上,不断地改变它们的排列。那时候的纸质卡片排列的结论,就成为了《殷周青铜器综览》的核心部分。他重视青铜器的“侧视形”,主要根据青铜器侧面呈现的曲线的变化确定青铜器的编年,尤其是西周早期到中期部分的编年,我觉得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我当时看完《殷周青铜器综览》后,告诉过一位考古学者我的读后感。我说:商代末年和西周初年很难分清楚,关于这个微妙时期的青铜器,《综览》把有些青铜器归在商末,却把很相似的一些青铜器归在西周,我不太明白这两者的区别。这位考古学者回答说:林教授喜欢的青铜器往往被认为是商代的,他不喜欢的青铜器大多被认为是西周时期的。我无法判断这位考古学者说得对不对,但与西周青铜器相比,林教授更喜欢商代青铜器,是事实。他认为商代青铜器是“天真”的,但到了周代,在青铜器的器形上能看到人的作为,因此稀薄了“天真”气息。

[责任编辑:武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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