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的北京情结

2017-11-21 09:57 来源:北京晚报 
2017-11-21 09:57:01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责任编辑:武鹏飞

  作者:陈喜儒

  中国读者,对芥川龙之介也许不太陌生,因为早在1921年,鲁迅就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译载了他的小说《鼻子》和《罗生门》,并将其收入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丛书之一的《日本现代小说集》。后来,我国出版过多种芥川龙之介的文集、选集、全集,广为流传。

  芥川龙之介,1892年生于东京,本姓新原,因生于龙年龙月龙日龙时(辰年辰月辰日辰时),故名“龙之介”。他出生后九个月,母亲精神失常,遂由舅父芥川道章收养,成为舅父养子。芥川家是延续十几代的士族,门风高尚,全家皆谙游艺、茶道、插花、音乐、舞蹈,其养父擅绘画、俳句、盆栽。芥川龙之介天资聪慧,博览群书,从幼年起就浸淫在浓郁的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中。小学时代,他最喜欢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和《水浒传》,继之又学“汉文”、“汉诗”,阅读《剪灯新话》、《西厢记》、《金瓶梅》、《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作品。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也是他之所爱,常常夜以继日,手不释卷。1913年,他考入东京大学英语系,学习英国文学,大量阅读西方名著,汲取西方文化,易卜生、法朗士、波德莱尔、斯特林堡等成为他崇拜的偶像。这期间,他开始发表作品,成为日本大正时期学贯东西、名噪一时的作家和学者。

  芥川龙之介以短篇闻名,与明治初年的国木田独步、昭和时代的志贺直哉齐名,被誉为“短篇大师”。他的作品取材新颖、情节神奇诡异,写作生涯虽仅有13年,但却创作了短篇小说148篇,平均每年十余篇。据学者统计,他的《酒虫》、《仙人》、《奇遇》、《黄粱梦》等12篇小说,均取材于中国的《聊斋志异》、《剪灯新话》,但他不是照本宣科,照猫画虎,而是对历史题材的重新阐释与解读,并赋予其现代意义。他还有和歌、俳句、随笔、散文、游记、评论、论文等多种著作,笔调典雅,意趣盎然,别具一格,影响深远。

  1921年,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派遣,到中国采访旅行。3月22日,他从九州福冈县的门司港乘坐筑后丸出发,于3月30日下午4点抵达上海。7月12日,他离开天津,经沈阳、朝鲜,由釜山乘船回国。在华期间,除生病住院外,他马不停蹄,访问了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芜湖、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天津、大同等地,游览名胜古迹,拜访学者名流,看了六十多场戏,归国后写了《上海游记》、《江南游记》,以及《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汇编成《中国游记》一书。

  芥川龙之介从小就向往并憧憬中国文化,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他心灵的故乡,有幸到中国旅行,能亲眼看一看唐诗宋词中咏唱的中国,自然是满怀期待。尤其是古都北京,更是他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地方。他期盼尽快到达心仪已久的北京的急切心情,在他当年给家人、友人的书简中,比比皆是——

  他在1921年4月24日致养父芥川道章的信中说:“住院约三周,为此打乱了预定旅程,赴北京亦推至五月下旬。”同日致信诗人薄田淳介(即前期象征派诗人薄田泣堇1877一1945):“若体力可支,则即刻从汉口赶往北京。”

  5月16日,他在致友人小穴隆一的信中说:“健康情况不佳,故登庐山只好作罢,直接从汉口赴北京。”

  5月17日,他在致芥川道章的信中说:“庐山、三峡、洞庭等均留来日再游。准备从汉口直赴北京。唯愿早日见到北京,早日返回日本。”

  6月2日,他在致泷井孝作(1894一1984,是志贺直哉门下的小说家)的信中说:“我本月中旬无法前往北京,病卧上海,无可奈何。”同日致信薄田淳介:“我欲一睹洛阳龙门,匆赴北京。舍去宜昌峡、舍去西安之行。”

  为了尽快到达北京,他不断改变计划,不惜舍弃庐山、三峡、洞庭湖、宜昌、西安等名胜古迹。

  芥川龙之介在6月5日致芥川道章的信中说:“明日离汉口,访洛阳龙门(约三四日),随后赶赴北京。已信告在北京的山本。”山本喜誉司是龙之介夫人的叔父,当时是三菱公司的职员,住在北京。

  1921年6月14日,芥川龙之介到达北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日他致信芥川道章:“抵北京,见到山本……北京虽昼间暑热,然入夜颇觉凉爽。”同日致冈荣一郎:“抵北京。北京不愧为帝王之都。若在此小住三两年,亦好。清明月夜,郁郁槐树绿叶中,合欢花一丛。”

  他在6月21日致诗人、小说家室生犀星(1889一1962)的信中说:“三日北京之游。此处令我流连忘返。即使不住东京,若可客居北京,亦可心满意足。昨晚去三庆园听戏,归途过前门,前门上一勾弦月,彼情彼景实不可言喻。比之北京之壮观,上海乃蛮市也。”

  6月24日,他致信泷井孝作:“北京乃帝王之都,以壮观二字实难尽状之。”同日致信下岛勋:“近日每每身着汉服东奔西走……若能在此留学一年两载,实不坏。”

  6月27日,他致信小穴隆一:“风吹合欢花,花下人独行。幽香暗盈袖,异服异邦情。”

  在北京时,他游览雍和宫、北海、白云观、陶然亭、天坛、地坛、先农坛、万寿山、玉泉山、天宁寺,他说北京“环绕黄色琉璃瓦紫禁城四周的,是合欢树、槐树组成的郁郁葱葱的大森林——究竟是谁把这么一大片森林称之为‘大都会’的呢?”

  他穿中国服装,看京戏听昆曲,常去的地方有三庆园、同乐茶园、吉祥茶园,看过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尚小云的表演。他惊奇地发现在中国看戏,是可以随便进门的,进去看几出戏后,再按规定给来收钱的戏院堂倌付上戏票的钱。这是规矩。依照波多野君的说法,这是根据中国式的思维逻辑:在没弄清戏演得好看还是不好看之前,怎么能先付钱呢?这规矩对于我们这些看客来说,不能不说是非常合适的。

  他去什刹海参加游园会:荷花尚未开放。我观察池塘四周岸边槐树和柳树树荫下的游人,以及前后去临时茶室里的人们。只见一个老爷子衔水烟管,一个少女梳着两条小辫儿,一个道士正与一个士兵说话,一个老婆婆在与卖杏人讨价还价。此外还有卖人丹的,巡路的警察,西装笔挺的年轻绅士,中国旗人的妻子……

  他眼中的辜鸿铭:一条灰白的长辫,一身白大褂儿。先生的脸,如果鼻子的尺寸再短一些的话,就有点像一只硕大的蝙蝠。先生与我交谈时,桌子上放几张粗糙的日本纸,一只手扭动着铅笔,一边快速地写着汉字,一边嘴里连珠炮式地讲着英语……先生生在南方福建,留学于西方的爱丁堡,娶东方的日本女人为妻,住在北京。为此号称‘东西南北’人。英语不必说,听说还会德语、法语。他与年轻的中国人不同,对于西方文明并不买账……看到我穿了一身中装,便说:“不穿西服,令人钦佩,可惜还缺条辫子。”

  他在北京停留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归国时取道天津,但漫步于天津洋气十足的街头时,他仍旧想念北京。

  他在7月12日在致小穴隆一的信中说:“抵天津。此处似上海……颇觉思念北京。悠悠黄昏多悲愁,遥遥万里至夷市。居此吾心悲,踟蹰市中行。昨日合欢花,悄然上心头。”

  他在杂信一束《天津》中写了这样一段对话——

  我:走在如此西洋风格的大街上,也不知为什么,我特别感到一种乡愁。

  西村:你还只有一个孩子吗?

  我:不,我可不是想回日本,而是想回北京啊。

  陪同他的西村误以为他想家了,但他想念的并非故国,而是刚离开的北京。

  那么,他为何如此迷恋北京呢?是帝王之都的壮观?北海的垂柳飞燕莲池?天坛的萋萋荒草?各派名伶的异彩纷呈?居庸关的险峻雄伟?还是古都的艺术氛围、古典风景、社会风尚、民众生活、城市文化?不得而知。但他身着长衫,奔波在北京的街市,徜徉在古都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如鱼得水,乐不思蜀。

  后来他在《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一文中,谈及他为什么如此喜爱北京:“上海总是很喧闹,那里的人也总是很忙碌的样子。来到北京后看到的人都很安静沉稳,在自然之中就能体味到中国大陆的娴静与悠然……在中国的整个旅行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让我像北京那样喜欢,所以我在北京停留了近一个月,那可真是个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地方。站在城墙上,能够看到掩映在青青的白杨和刺槐中的一个个城门。盛开的合欢花,特别是在城外的田野中行走的骆驼,都让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涌上心头。”

  他在《旅行的回忆》中又说道:“说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应该是北京。古老的、悠闲的街道和人们,以及好像能遮蔽一切的青青树木,让我觉得再也没有哪个城市有这样和谐的感觉了。”

  芥川龙之介体质孱弱多病,且有点神经质。1927年7月24日,他在东京田端的家中服用安眠药自杀,结束了35年的短暂生命。但在他自戕的前5个月,即2月5日,在给小松芳乔的信中还说:“北京一切可好?除东京外,最愿寓居者,北京也。”

  1935年,为纪念这位学贯东西,才华横溢,英年早逝的作家,日本创立了“芥川奖”,直至今日,它仍被视为是日本文坛“跳龙门”的大奖。(陈喜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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