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东西本自同”:柯立夫与杨联陞

2017-12-01 09:53 来源:文汇报 
2017-12-01 09:53:14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康慧珍

  作者: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 李若虹

  欧洲汉学传统1960年代之后在哈佛的境遇,在费正清的回忆录里清晰可见。其实早在1930年代的后半期,伯希和就意识到了欧洲汉学面临的危机。这在二战后的美国得到活生生的应验,原来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远远不能满足二战以后的国家和社会需求,在学界逐渐消隐。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本土的中国学基本成形。柯立夫和杨联陞当然难以回避这一股新的学科发展潮流。

  哈佛任教

  1940年代中期,正当贾德纳离开哈佛远东系四处求职时,柯立夫和杨联陞都已受哈佛燕京学社的正式聘任,开始了在远东系三十余载的教研生涯。从此他俩都没有离开过哈佛。

  1946年,柯立夫完成兵役后从中国回到哈佛继任助理教授,开设中文、蒙古文、宋元文选读和《四库提要》等课,他漫长的教研生涯全面展开。而1947年7月开始,杨联陞也正式被哈佛燕京学社聘为远东系的助理教授,任期五年。对他个人生活来讲最重要的是接受了这一聘任之后,杨联陞终于能让妻子和小女来美团聚,开始在康桥安居乐业。

  到1949年初,柯立夫已被考虑由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当时为终身教职),并顺利通过。作为同事,杨联陞还为此给柯立夫写了推荐信,他特意指出柯立夫精通多种语言和亚洲学,许多中国学者称他为伯希和的继承人,堪称蒙古学领域的一位领衔学者。柯立夫在教职上可谓平步青云,1953年,由于在蒙古学方面的贡献,柯立夫还荣获法国汉学儒莲奖(Stanislas Julien Prize)。

  1950年1月,当杨联陞被考虑由助理教授晋升为永久的副教授一职时,柯立夫为此写给费正清的推荐信里写道:“他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一位完美而又令人非常愉快的绅士(a brilliant scholar, a perfect gentleman, and a thoroughly delightful person)。”柯立夫对杨联陞的学问和为人充满了敬佩。

  对这一段学术生涯,杨联陞自己也认为从1940年开始的十年是他“打入西洋汉学界最用力的时期”。1951年,杨联陞春假游欧,见到了许多汉学界的同仁,得到他们赏识,杨联陞自己解释说:“因为这时我对所谓西洋式的汉学,似乎已开始及格了。”他访问英国时,见到了已经从剑桥大学荣休的慕阿德。慕教授问他:“你想我们西洋人真能读懂中文吗?”杨联陞说:“岂有不能之理,只有深浅而已。”这可是他对西方人做汉学的一番客气话。

  英国的汉学界非常器重他俩的学问。柯立夫曾在1952年应邀前往英国的剑桥大学任教,剑桥大学想让他接任夏伦(Gustav Haloun,1898—1951)的汉学讲席,但是他回绝了。之后他就一心一意在远东系任教。柯立夫婉言谢绝后,剑桥大学又给杨联陞发来聘书,杨联陞同样谢绝。但是能和柯立夫齐名得到剑桥大学的邀请,让他非常高兴。

  除了教书、著书立说之外,他们两位还一起担任《哈佛东方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的编委。《哈佛东方学报》是哈佛燕京学社汉学研究的窗口,两人在承担编辑工作的同时,也在上面发表多篇论文。柯立夫在1956年晋升为远东语言教授(Professor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后,他在中亚研究,尤其是蒙古史和蒙文方面已成为美国独一无二的专家。他在东亚系的学生康纳(Timmothy Connor)说,到1950年代,所有关于蒙古帝国的研究资料都是三手、甚至四手材料,也就是从蒙文翻译后再转译的材料,根本没有人了解原始的蒙文史料,正是柯立夫毕生精雕细作的努力和对蒙文原著的敬业研究为这一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称他为美国蒙古学的创始人和鼻祖,实不为过。他的得意门生傅礼初称他为“国际学术界研究古蒙古语的举世无双的大师(an unequalled master)”。1960年代,他一直很想增加蒙古文史的教员。1964年,柯立夫决定在下一学年添上一门近代外蒙白话文课。

  1960年代可谓杨联陞的学术高峰期。1962年,他应戴密微之邀前往巴黎用法语做了四场大型公开演讲,当时被学界称为“中国的戴密微”,还收到了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特邀聘任书。

  1965年,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为了挽留何炳棣,校长乔治·毕都(George W. Beadle)和副校长李维(Edward H. Levi,1968年继毕都担任校长)一起找他谈话,愿意尽所有可能,全力支持何炳棣在芝加哥大学发展中国史教研。他们直截了当地说:“由你建议,怎样才能把芝大中史教研真正做到举世无匹(指质不指量)。”何炳棣说:“此事并不难。只需要从哈佛挖出杨联陞一人。”何炳棣当时对杨联陞的评价是:“他不是一般所谓的历史家,却是一位非常渊博的汉学家,虽然他主要的兴趣是中国经济史。杨和我两人联合的拳击力,决不亚于任何西方和东方著名学府中史教研方面最具代表性人物的力量。”何炳棣甚至都说:“杨如来芝,哈佛传统中史行将垮台。”此时,杨联陞在美国汉学界威望很高,被称为“西方汉学的警察”,也有说他的声誉和影响“如日中天”。

  在何炳棣的推动下,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麦克奈尔(William McNeill)马上给杨联陞发来邀请,信中的措辞充满求贤若渴之意。杨联陞在4月7日午后收到信,在日记里写道:“(系主任说)学校对出版绝不加压力,教书等不会太累。意思颇诚(只用salary and title字样,比较含蓄)。”他马上找东亚系的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系主任和哈佛燕京学社的代理社长白思达(Glen Baxter)谈,他们都建议杨联陞“应与学校讲价”,他也有点心动,可是反思道:“似已走上非讲价不可之路,自己亦觉可笑也。”

  为此哈佛文理教授院福特(Franklin L. Ford)院长马上行动,不仅答应加薪,授予他“哈佛燕京学社讲座教授”的头衔,还说他以前晋级一事学校对他有所亏待,而且原则上同意他的请求,考虑增加中国史的教职。杨联陞借此机会向院长直面推荐余英时为中国史方面的候选人。杨联陞还在私下里就此和柯立夫长谈,柯难免觉得失落,跟杨联陞说了一通责怪哈佛的薪水过低,自己要提早退休之类的气话。之后一周内杨联陞当机立断,决定留在哈佛。他自己为此也松了一口气,说“即为告一段落矣”。

  即使杨联陞芝加哥大学之行未成,甚至根据何炳棣的回忆录,他们之间始于清华园的情谊从此蒙上了一层霜,但是多年后,何炳棣对杨联陞的学术评价之高,丝毫不减当年。他跟母校介绍杨联陞时说:“海外清华大学史学传人最早成名者是9级的杨联陞。杨才思敏捷,博闻强记,精通日文,既能大量利用日人研究成果,往往又能指摘其史料或诠释之不足,任教三十余年间写作广涉经济

  史、宗教史及中国语文,尤以七八十篇书评闻于海外汉学界。”

  叶理绥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期间,是柯立夫和杨联陞在远东系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一帆风顺的时候。两人并驾齐驱担任中国史和中文以及蒙文的教学工作。期间,和洪业一样,杨联陞有兴趣研究《蒙古秘史》,而且会不时翻阅这部蒙古史的经典。早在1940年代,杨联陞就有意开学契丹语,而且柯立夫还答应私下自愿教他蒙文。他俩还会抽时间一起阅读南宋彭大雅撰写的《黑鞑事略》,也一起讨论《蒙古秘史》中的用词和章节。这和当时他权衡去留哈佛时跟胡适提到的将来的教研计划一脉相承。

  在培养学生方面,这一时段也是两人最有成效的时候。杨联陞门下出了余英时和杜维明两位博士,而柯立夫的一大成就就是培养了得意门生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傅礼初不仅是他的接班人,更是他的自豪和欣慰所在。1966年,傅礼初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员,继而出道成了远东系的助理教授,1970年荣获终身教职。傅礼初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那个年代这一领域内有将语言、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兴趣和方法结合起来的学者,那么非傅礼初莫属。虽然出自柯立夫门下,但是他的视域、研究兴趣和关心的议题要比他的导师开阔得多,重视语言对这个研究领域的重要性的同时,又能把语言能力同对中亚历史、地理和宗教的研究结合起来。

  1965年,柯立夫满怀推动哈佛大学的蒙古文史教研的宏愿,力荐傅礼初留校任教。1972年,对中国的中亚地区研究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了内亚和阿尔泰研究博士项目委员会(Committee on Inner Asian and Altaic Studies)专业,以年富力强的傅礼初教授带头,专门培养从事中国中亚和内亚地区的博士生。傅礼初受聘在远东系发展中亚研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学识、才能以及能和他的老师相媲美的语言能力,加上随和、友善的性情,为哈佛的内亚和阿尔泰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可是令学界扼腕抱憾至今的是傅礼初不幸过早离世。这不仅对柯立夫个人,而且对整个领域在哈佛的发展带来了难以恢复的打击。

  柯立夫和杨联陞两人间的学友情深不仅来自早年在北平的交往,还有共同的学术取向。1968年杨联陞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就历史和语言的一番演讲说明了他俩意气相投之处。杨联陞说到,以历史去看语言,就是“以一个历史的学徒,学历史的人,来看语言或是关于语言的知识有什么重要性。就好像我们传统说的经学和小学的关系。要通经学不得不通小学”。也就是说,“要其通史学,对于历史上、历史书里的各种语言现象,不可以不注意,不然就要闹很多的笑话,出很多的错误”。这实在可以和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说法相提并论。

  此外,杨联陞和洪业一样,汉学的兴趣甚广,尤为关注元史和中国边疆史的研究。他向柯立夫请教元曲中的蒙古语,而柯立夫也时不时向杨联陞问询古汉字的渊源。除了相互切磋学问之外,柯立夫和杨联陞的情谊更在私交。他俩好些年都穿着博士袍结伴参加毕业典礼上的教授列队行进。1956年,柯立夫晋升为教授(full professor)时,杨联陞特意请宴庆贺。每逢圣诞节,杨联陞和太太总是准备好饺子和茶叶,提前一周送给柯立夫过节。而到了中国农历新年,柯立夫都会给杨联陞的儿子汤姆送上压岁钱,年年不误。此外,早年住在尼德姆时,柯立夫时时会邀请杨联陞到家中聚会,带杨联陞到自己长大的尼德姆镇上蹓跶,在自家花园里赏花树,总让杨联陞捎上一株花、两棵树苗什么的带回在家后院栽下。到后来柯立夫买下新罕布什尔州霍尔孜山麓一处足有900公顷之大的牧场时,他还会自己开车带上杨联陞和傅礼初北上去游览。而作为学者的柯立夫的生活的这一面,他的大多数同事并不十分了解,但是柯立夫乐于和杨联陞交流,不时和杨联陞分享自己在新罕布什尔的牧民生活。他纯粹把霍尔孜山麓的牧场开辟成了一片蒙古草原,养了成群的牛马和整队的金毛犬。先是每逢周末,他就驱车往北,照看牲口,暂住邻居家里。后来在牧场定居后,他花了不少精力修理房子,以确保自己的牛马在新英格兰的严冬里不受冻。

  虽然柯立夫和杨联陞是非常亲密的同事和学友,每逢晚聚、郊游、鸡尾酒会之时,他们总是一起参加,而杨联陞家中凡有宴请,柯立夫也是少不了的常客;不过,他们之间也有异议。杨联陞对柯立夫写文章总带特长的脚注,甚至注里加注的做法发感叹:“带长注释的文章已经不再流行了”,而且对柯立夫过分咬文嚼字的做法也不赞同。当柯立夫一再向杨联陞讨教一两个古词牌的用语的来龙去脉时,杨也表示不满:“柯(立夫)为此等不重要之成语小典故,浪费精力不少。”由于过于咬文嚼字,柯立夫耽搁了出版专著的进度,比如他倾注了毕生精力的《蒙古秘史》译注就一拖再拖,最终还是未能以全文出版。其实早在1965年,柯立夫就已经完成了《蒙古秘史》的完整校样,当时就把一厚册给杨联陞看。杨联陞深知柯立夫做学问出书慢工出细活的习惯,劝他早点出版,还特别跟他说:“勿因小题再拖延。”另一说法是由于某些片段和论点同洪业理解不一,而他要等到洪业过世之后才愿意让自己的论著面世。

  从叶理绥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创办远东系,到1960年代正是汉学在哈佛起步,也是柯立夫和杨联陞的教研成果大显光彩的时期。柯立夫和杨联陞以中国考据传统和欧洲汉学的方法对中国文史典籍的介绍、研究及考证,为在美国学术界进一步发展中国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欧洲汉学的纯学院风格和1950年代末在美国开始的了解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极大兴趣产生了巨大的反差。1960年代是柯立夫和杨联陞从事汉学教研的黄金时代,也正是美国本土的中国学兴起而欧洲汉学逐渐退场的时候。

[责任编辑:康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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