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东西本自同”:柯立夫与杨联陞

2017-12-01 09:53 来源:文汇报 
2017-12-01 09:53:14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康慧珍

  汉学与中国学

  叶理绥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一直到1956年,退休离任后他离开美国回巴黎安居。他以欧洲汉学的研究方向和培养方法为模本,创立和发展了哈佛大学的远东系,频频邀请中国和法国汉学家来哈佛讲学、访问,使康桥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重镇。他掌管哈佛燕京学社期间,沿循欧洲汉学传统来选派学生前往北平进修,培养了美国第一代汉学中坚。正如他的学生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所说:“美国远东学之父”之称,叶理绥当之无愧!

  1940年代的哈佛远东系带着浓重的法国汉学之风,除了柯立夫和杨联陞以及贾德纳以外,还有研究中国文学的魏鲁南(James R. Ware)。魏鲁南1930年代也在北平进修过,是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项目培养的第一位博士,专攻唐之前的佛教和道教,是研究《魏书》的专家。当他得知同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赫夫(Elizabeth Huff)以《诗学》为题写博士论文时说:“这实在太难了,因为没有透彻研究每字每句之前是不可能真正研究这部《诗学》的。”魏鲁南和柯立夫、杨联陞同出一路,觉得美国需要更多的法国汉学式的研究,即如同伯希和大师,以某一虚词为题就能写出500多页之长的论文。

  1950年代,远东系长足发展时,东亚研究领域内开始有不同的发展趋向。虽然柯立夫、杨联陞和研究中国的同事之间时不时对教研内容和聘任教员

  之事持不同意见,但是在他们任教的头十年里,并没有大冲突。当赖世和继叶理绥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时,远东教研已具规模,与东亚研究相关的诸多领域也有了可观的发展。与此同时,历史系的费正清以他研究中国外埠、海关资料的学术成果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阅历以及把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眼光,富有成效地推动了哈佛以及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55年创办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即现在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前身)。

  叶理绥离任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56年的年末,就有了一次大冲突——中国的训诂、考据学派的传统和欧洲汉学重典籍及文字学的传统,同新兴的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方向和需求产生了冲突。杨联陞的日记中记录了远东系教员间就此产生的争论。当时费正清正计划拓宽远东系教研的领域(“broadened view of East Asian Studies”),并提出远东系和历史系的合作议题供大家讨论。这引起柯立夫和杨联陞的强烈反弹,他们认为费正清有意以历史系来并吞远东系,因为费正清本不在远东系,似有干涉他系教研发展方向之嫌,而且从个人层面来讲,柯立夫也在这一冲突之中尽力维护自己的教研兴趣和方向,强调自己“是元史学者,并非专治文字”。杨联陞1950年代后期的日记里多次记录同事间有关东亚研究发展方向上的严重分歧,他们甚至都到了捶桌子、流眼泪的地步。

  这一严重冲突虽然从表面上看仅仅是有关课程设置、行政制度和任课老师聘任的问题,但是仔细读来,深层的冲突由来已久。当时已有对传统汉学过于注重文字学而忽略与社会和历史相关的重大学术问题的责问。同时,在美国的大学,即便在哈佛,有关中国的教研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连费正清都说“自己在历史系常觉孤单,故希望加入(远东系)”。因此,以费正清为主力要求以历史和社会科学方法来发展中国学的呼声很高。

  其实,纵观他们不同的求学路径和受训练的经历以及教研的兴趣,这种冲突在所难免。费正清早年求学的兴趣就和哈佛燕京学社致力发展的领域无缘。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赴中国的奖学金,都没成功。据他回忆,这是因为他的语言能力不行,研究中国海关和通商口岸的项目得不到叶理绥的赏识。他自己开诚布公:“我没有打算在洪煨莲(洪业)教授那样的学者的指导下,或是在巴黎或莱顿等主要汉学研究中心学习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然而,欧洲的汉学家墨守成规地认为,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必须能够独立熟练地阅读中文,能够使用大量的中国参考著作。这就贬低了中国沿海地区的传教士和领事们所做的汉学研究。”费正清当年的研究牵涉汉文资料不多,显然和欧洲汉学的传统路子大相径庭,美国本土的中国研究的风格在他的这段评论里初露端倪。

  需要指出的是,费正清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也有相当长的时间在中国生活。从1933年到1935年,费正清在清华大学任教。1940年代前半期,费正清也生活在北平,但是活动的圈子和柯立夫、杨联陞的大不一样。当杨联陞和柯立夫在苦读经典、修习语言时,费正清则四处旅行,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当时在北平求学的远东系赫夫,晚年在柏克莱回忆说,她在北平的几年里并不熟悉费正清,和他并没有交往。她专攻艺术史,和柯立夫来往较多。回哈佛后,柯立夫曾是她博士项目委员会中的导师之一。那时从欧美来北平留学的有柯立夫、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Arthur and Mary Wright)、海陶玮、卫德明等,他们“常常见面,一起去博物馆、一起就晚餐,然后饭后一起玩耍,等等。我们确实把自己在京留学非常当回事!”她还说这批人对学业都特别认真,觉得“汉学对世界非常重要!”可是相比之下,费正清总结自己当年在北平的经历说:“(当时)关注的并不是汉学,而是那个年代中国面临的社会危机。”正因此,费正清从1941年到1946年间被政府派往中国,参与国家情报协调局属下的研究分析处的工作。他和其他被华府召去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大学,以从事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为政府服务,协助政府关注和策划当前的国际事务和未来的筹划工作。这显然与柯立夫和杨联陞所持的学术研究态度迥然不同。柯立夫深受欧洲汉学的熏陶,而杨联陞则受中国传统国学、考据学的训练。他俩都有很强的语言能力:且不说柯立夫(能读拉丁语和希腊语,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汉语,会俄文、德文、日文、蒙文、满文、藏文、波斯语、突厥语、意大利文等),杨联陞除通英文之外,还通法语和日语,是他那一辈学者中少有的。如果说杨联陞和柯立夫走的是“阳春白雪”的路子,重在诠释中国古典文献和继承汉学传统,而费正清关注的则是“下里巴人”的诉求,他相信学术应该反映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学者应该承担解释中国社会的重任。

  除了早年在北平求学的路子和研究的兴趣和方法的不同,他们任教期间的教研方向、授课特点也很不同。费正清与赖世和合授的东亚通史课(“Rice Paddies”课)面向本科生,目的在于能让更多的美国年轻一代了解东亚,从而增进对亚洲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建立和平的国际关系和秩序。他努力普及和东亚有关的课程,而且注重学术研究和现今社会的关联,甚至认为学术应该服务于政府和社会所需,知识分子应该运用知识和理性来解决实际问题。早在1950年代,这门东亚通史入门课就吸引了数百学生,而柯立夫和杨联陞的课程只有少数有志于深谙中国历史和边疆史及语言的研究生来选。

  他们对承担学术行政职责的兴趣也有天壤之别。早在1948年,费正清就认为,叶理绥来自欧洲汉学传统,和美国学界格格不入,因此没有资格担任美国一些学术机构的重要职位。他在《中国回忆录》(Chinabound:A Fifty Year Memoir)里写,那一年美国研究远东的学者成立了远东协会,选举理事会成员时,叶理绥落选。不知叶理绥对此结果意下如何,但是费正清就此评论道:“最终叶理绥教授果然落选了,因为他没有美国选民支持。他必须在未来培养出一批学术领袖,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美国支持者。”

  和费正清热心学术行政不同,柯立夫和杨联陞都是一心一意坐冷板凳、守书斋、墨守成规的典型的老式学者,他们不仅不关心行政事务,而且视之为累赘。赖世和休假时,请柯立夫担任远东系的执行系主任,柯立夫只做了一个学期就不干了。杨联陞在1960年底的日记中提到,赖世和即将赴日担任美国驻日大使(1961年1月31日正式接受大使任命),希望柯立夫能代理系主任,但是柯不肯接管行政。他不仅不擅长行政管理,也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他和研究中亚的塞诺(Denis Sinor)和李盖提(Louis Ligeti)是伯希和的同门弟子,曾和塞诺谈起在巴黎求学的时光。柯立夫说除了在课堂上,他私下里并没有机会和伯希和交流。塞诺在忆先师时写道:“柯立夫和李盖提一样,都不善于社交(和导师没有多少交往的机会),其实伯希和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好猎奇的学者。”

  不仅如此,东亚系系务会上讨论的议题如果不合他意,柯立夫或者提前离开会场,或者索性就不来参加。而杨联陞更是坚守做学者的时间,除了服务于《哈佛东方学报》,一贯不接受行政管理事务。1950年代学社曾经让他负责接待访问学者,他推辞了,说自己不会驾车,又不善于组织活动。1965年,他曾经规劝何炳棣:“避免系务和委员会的工作,专心搞自己的学问。”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只要和学术教研相关,他们总是无私付出。杨联陞对学生有的是无微不至的关照,对学友、同事总是竭诚相助,而柯立夫也同样热心服务于社会,特意抽出时间,自愿到母校尼德姆高中为高中生开俄语试点

  班,到新罕布什尔一家小学做毕业演讲,循循善诱,跟孩子们强调扎扎实实学好语言的重要性。他们只是不愿牵扯于行政事务,而更希望留出时间漫步在神学街和住处间,与书为伍,会友论学。

  这和社会活动能力极强的费正清形成鲜明的对比。二战期间,他应召服务于华府,长达五年,“参与筹建把学术机构转变为服务于战争的研究机构的工作”。费正清每周都在哈佛广场附近的寓所举行下午茶会,各方人马无不应邀。他在晚年回忆说,致力于亚洲研究,引导人们关注亚洲是他年轻时就立下的一生志向。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不久,费正清成为周恩来的座上宾。1978年,他还随蒙代尔副总统访华。在美国的学术组织里,他先后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和亚洲学会的会长。他的回忆录通篇充满了对他学以致用的志趣和把中国历史与现今社会相联系来从事研究的描述。

  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里只字不提在哈佛共事多年的柯立夫和杨联陞两位同行,倒是两次写到贾德纳,可评语都带着实在不敢恭维之意。1936年,费正清在牛津大学完成博士学位之后回美,走访了多所大学的远东研究中心,拜访领域内的学者。在哈佛他有机会和贾德纳面谈,之后他马上评价道:“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一位无私的朋友,知识渊博,待人热情”,但是说自己不理解贾德纳竟然“不善概括和综合,因此没什么研究成果”。费正清还对贾德纳的教学成效颇有微词:“研究生们从他那里受益良多,然而本科生从他那里似乎学不到什么东西!”另外,他还记了1950年美国历史学会竞选协会主席和副主席时,贾德纳提出不能让那副主席自动升任主席的建议。费正清说这位“博学而不切实际的贾德纳”,提出的建议在理论上来说是对的,“但操作起来,实为荒谬!”其实,担任学会主席之类的职位对于热心参与学术组织、乐于社交的费正清来说,可能算是大事,但是对贾德纳这样的书斋学者来说,实在无足轻重。

  上文提到的1956年的冲突在赖世和与杨联陞之间的频频交流和协调下,得到了平息,但是欧洲的汉学(Sinology)和本土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之间的分歧并不能消除。1962年,杨联陞日记里记载“费正清对《哈佛东方学报》有不客气讽刺”,可能是因为《学报》选用汉学之风浓重的文章,而且频频刊登柯立夫和杨联陞自己的论文。进入196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中国学得到长足发展,同时美国高校内掀起一股大学校园应成为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中心的潮流。美国亚洲学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欧洲汉学和中国学的大讨论。在1964年的亚洲学年会上,学者们各抒己见,就汉学和以历史和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做法展开讨论,众说纷纭,讨论的主要内容刊登在当时的《亚洲学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当时,不少学者认为欧洲汉学已经过时,甚至已经完全失去了学术的生命力,但是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和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持有较为客观、中肯和平衡的观点,认为汉学和区域研究、以特定的学科取向研究中国的做法并不矛盾,且能相得益彰。

  在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国史的影响越来越大。他认为发展区域研究,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取代传统汉学才是研究中国的真正有效的方法。由此看来,原来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远远不能满足二战以后的国家和社会需求。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本土的中国学基本成形,早年传入美国的中国传统训诂学、考据学和欧洲汉学之风逐渐在学界消隐。

  柯立夫和杨联陞当然难以回避这一股新的学科发展潮流,期间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编纂项目的终结。1957年,也就是叶理绥离任的第二年,哈佛燕京学社即决定停止洪业负责的汉学引得编纂项目(Harvard-Yenching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这一项目历时二十多年,出版了41种正刊,23种特刊,合计64种共84册有关《春秋左传》《论语》《孟子》《汉书》《大藏经》《水经注》等古籍的引得,确实花了不少经费,很多学者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就这一项目的终止原因,书面上解释说是因为工程过于庞大,尚需好几十年的时间和难以承担的巨资才能完成。到了1973年,哈佛燕京学社正值搬迁,原来在地下室库存的引得项目积累的大量卡片无处安放,学社决定要么销毁,要么搬到别处。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讨论如何处理这些卡片时,意识到如果一下子销毁所有这些卡片,肯定会引起异议。由于柯立夫常用这些卡片,董事会同意出资将卡片全都运到柯立夫在新罕布什尔州住处的地下室。如有学者需要,柯立夫可以帮忙调出。这看似一个存放资料的空间问题,但事实上,先是这一项目的停顿,后来是卡片的搬出,都说明了汉学在1960年代之后的遭遇,而把所有的资料卡片搬出哈佛燕京学社正象征着汉学不再举足轻重。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引得的卡片和柯立夫的私人藏书一起,依然被存放在新罕布什尔一家教堂的地下室。

[责任编辑:康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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