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东西本自同”:柯立夫与杨联陞

2017-12-01 09:53 来源:文汇报 
2017-12-01 09:53:14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康慧珍

  1960年代以后,柯立夫依然故我,做他的以文字学和诠

  释学为主的蒙古学研究。杨联陞虽然在学术上影响依旧,但从此他基本上不做大规模的研究,也没有专著,期间对他的学术研究影响最大的是他时不时复发的严重的抑郁症。病发时,他不得不停课,住院治疗、休养,1960年代末有一段时间需要余英时为他代课,洪业也曾替他上过中国史课。正如他自己在《国史探微》自序中所写:“参加贺凯(或霍克,Charles D. Hucker)教授主持的明代政制讨论会,时在一九六五年八月。这一类的讨论会,前后参加过六次。每会都有十几篇论文,共同讲评,破费心力。这一年八月九月连续开会,当时情绪亢奋,健康可能已受影响。近十几年有邀请的唐史会、法律史会、道教史会,都辞谢了。”不过他仍是坚持不断写书评和专题论文。

  从个人交往关系来讲,柯立夫和杨联陞与费正清说不上有私交,不过,遇到和系里教研及学科发展相关的事宜,他们照例相互合作来处理。费正清为杨联陞晋升副教授(当时是终身教职)写过一封带八分热情的推荐信,而且杨联陞也会参加费正清在府邸举办的茶会。1960年代中,杨联陞大病初愈之后,费正清给他写了慰问信说:“你就好好休息一年,你还是(汉学界)第一人,放心好了。”费正清曾于1965年组织了一场专题学术讨论会,深入探讨中国与外族、外邦的关系史,杨联陞也是一位重要的与会者。他后来在《汉学探微》(Excursion in Sinology)的中文版自序中提到,他在那场会上发言过多,有时作长篇评论,几乎是演讲。显然他对会上发表的一些论文持有异议,如对“番”“蕃”“藩”三字用法的同异的解析和诠释。当时他在日记里也写道:“读(John K.)Fairbank及(Mark)Mancall关于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文章。(他们)对神话和事实分别不清,说中国无state,无boundaries,胡说。”他还写了不少评论寄给费正清,几天后费正清即回信致谢。杨联陞在这场讨论会上提出的诸多高见很可能就是1968年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的扉页特意注明“献给杨联陞教授”的原因。为此杨联陞竟没表谢意,只是说自己“受宠若惊”。

  费正清作为美国中国学的领军人物,使得中国研究以一种新的面貌在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出现。毫无疑问,是他把有关中国和中国历史的课题引入了美国课堂,不仅拓宽了中国学的研究领域,并且培养了颇有影响的下一辈中国学学者。不过,这丝毫改变不了杨联陞和柯立夫的授课风格和研究路子。柯立夫对非传统汉学取向的教研深具反感,包括中文教学的更新。1961年1月,远东系的系会上讨论学生提出的开中文白话文的请求。对这一要求,“柯甚为不满”。经过多番讨论,柯立夫愿意在那一年使用朱自清的作品作为阅读材料。

  欧洲汉学传统1960年代之后在哈佛的境遇,在费正清的回忆录里清晰可见。其实早在1930年代的后半期,连伯希和自己都意识到欧洲汉学面临的危机。中国前辈学者王静如追思伯希和时写道:“(1936年)余返国时,教授怆然告曰:‘法国之汉学已呈衰微,能继斯学者,殊不可得,而中国之来学者,当亦渐绝。’”殊不知,伯希和的这一说法在二战后的美国得到活生生的应验。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沉默也是汉学在美国分崩离析所不能忽略的因素。也许可以说,196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新兴的中国学取代了欧洲传统的汉学。

  结语

  柯立夫离开讲台后,在新英格兰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的阿尔顿镇安顿下来,他隔段时间来学校一趟,或取信,或会友,总是裹挟着牧场的气息。退休前上课时还住在城里的尼德姆,周末驱车到新罕布什尔的牧场,退休后倒可以一心一意照料他的大群牲口了。学界还曾传闻他在新罕布什尔州滑雪场的停车场看车一事。其实并非传闻,确有其事。据新罕布什尔地方报的一篇采访,在柯立夫刚退休的那个冬天,他的退休金没有及时寄到,而经营900公顷的牧场开销不小,他便临时找了份在滑雪场停车场的活儿干了起来。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他常年经营牧场,习惯于干重活,在滑雪场调度车辆纯属轻便活儿,还得到滑雪场经理的器重,打算提升他来负责整个停车场的调度工作!当时报上发的采访文章还写到,街坊邻里熟知柯立夫与牛马为伴,可根本没想到他是世界一流的蒙古学大师。他终身未娶,阿尔顿地方报上还就此登了一则趣闻。柯立夫的朋友曾经逗他说:“看来你一辈子没让一个女人为你开心过。”他回答说:“不错。不过,我也从没让一个女人为我伤过心!”他自己在这篇文章上做了眉批,说这可是哈佛大学哲学系的乔治·桑塔耶纳(哈佛园里又一位传奇的教授人士)的原话!

  柯立夫一边过着牧民的生活,一边继续学术研究,反正牧场边上的寓所里就有自己的私家图书馆。他勤于笔耕,去世前一个月还出版了一篇论文。牧场里的牛马群和金毛犬是他的贴身伴侣。正如他的学生蒂娜说的:“弗朗西斯觉得和康桥系里的同事们相比,他更易于和牧场里的牛马群相处。”霍尔孜山麓的牧场是他的学术研究一处最合适的归宿。而杨联陞退休后住在离康桥不远的阿灵顿镇,显然找他的人远远不如以前来得多。他曾在日记里写:“近周精神不振……,亦因学校无人来找,自觉寂寞也。”他身体欠佳,可是照样时时来学校,到图书馆找资料,见学生、会朋友。

  东亚系办公室紧缺,于是1980年秋天,柯立夫就让出了办公室。虽然系里时不时通知杨联陞,说随时会有让他腾出办公室的可能,但最终还是让他保留使用了三十多年的系里那间最大的办公室。在东亚系的学术生涯最后几年里,杨联陞和柯立夫合用这一间,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幕场景:杨联陞准备好两人份的午餐,周二风雨无阻带到系里,在那间进出三十多年的办公室里坐等柯立夫课后来聚餐聊天。这可是对1980年代传统汉学在美国的景象的一番最好的写照。

  1990年,杨联陞在麻省阿灵顿的家中过世。五年后,柯立夫在新罕布什尔走完了漫长的蒙古学之旅。1996年初,康纳在老师柯立夫的追思会上说:“可以说,哈佛的同事并不欣赏柯立夫毕生从事的学术研究,有人认为他过于注重对文字的诠释,过于学究气,过于注重考据,并且认为他的研究早已过时。”杜维明执笔的纪念杨联陞导师的悼文也提到人们对杨联陞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的误解:“法国传统的汉学被误认为是一种与现实无关的过时了的癖好(French Sinology was misconceived as a penchant of archaic irrelevance)。”

  柯立夫去世后,他的藏书留在新罕布什尔一家教堂的地下室,而杨联陞的45册日记(1944—1989,仅缺1988年一册)的原件留存台北“中央研究院”,复印本保存在哈佛燕

  京图书馆郊外的库房。今天,时有学者慕名前往新英格兰北郊,走访柯立夫的个人图书馆,也常有学者远道而来,要求调出杨联陞的日记来查阅。

  美国的中国学依然方兴未艾,而在中国学界,对“何为中国”、对新清史的讨论热度丝毫不减。这些议题和柯立夫、杨联陞毕生从事的研究息息相关,可谓对传统汉学的回归。当学界重新理解和探讨这些议题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体会到深入了解中国和周边不同区域之间跨语种、跨国界之交往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领悟到了杨联陞和柯立夫两位老先生在传统汉学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柯立夫的整个学术生涯倾注于翻译和诠释一系列蒙古碑文和《蒙古秘史》,致力专研古蒙古文和汉文的语文学、文献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而杨联陞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生涯中也一直强调文献学和训诂、考据学的重要性,他拥有的“开杂货铺般”的渊博学识和包括中国边疆在内的广泛兴趣以及扎实的国学功底,正是现今的学术界所急需的。

  最了解柯立夫的还是他的得意门生傅礼初。傅礼初说导师的大量文章使得他成为“那个年代的蒙古学者的领先者,他也是少数统领整个蒙古学领域的带路人。不仅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且在中国、日本和蒙古共和国,柯立夫都一直被认为是蒙古学领域的一位杰出学者。他是研究古蒙古文一位举世无双的大师!”从哈佛离休后,柯立夫完全成了霍尔孜山麓的一位牧人。而杜维明对导师杨联陞也是深怀敬意:“现在还能出色通过三年一次京考的中国文人屈指可数,而杨联陞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中国文人的典范,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也是一位颇具成就的书法家、富有感染力的画家和满怀激情的京剧演唱者。” 对中国传统琴棋书画的享受,他从未间断,但他更是一位了不起的汉学家!

  21世纪,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不再停留在对海关资料和外交官、传教士与探险家的游记、笔录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突破早年以他者来了解中国的心态和视野之后,认识到经典的中国考据学派和欧洲汉学传统依然是构成汉学/中国学的不可或缺的内容。把语文学、目录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关联中国现实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应该是现今的学术界所致力的方向,也是一个莫大的挑战。其实,这一想法早在1964年已由牟复礼、杜希德和萧公权等学者明确提出:欧洲汉学传统和当今关注现实的社会科学并不相左。柯立夫和杨联陞的学术历程和哈佛大学发展东亚研究的这段学术史告诉学界,今天研究中国时,汉学和中国学岂能分立山头!

[责任编辑:康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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