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城危难中的守护者

2017-12-14 10:38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7-12-14 10:38:06来源:人民政协报作者:责任编辑:秦超

  在战事紧迫、形势危急的情况下,鼓楼医院没有统计救治中国伤兵的数目,然而我们不难从幸存军人的记忆里体会医院冒着巨大风险救治中国伤兵的情形。

  1937年12月13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工兵团3营营长孙宝贤指示将被炮弹炸伤的前16连老部下曹振元用独轮车运到鼓楼医院治疗;他的另一名部下石学海因日本宪兵用刺刀刺其右腹部到鼓楼医院求治,并住院十余天。1938年1月31日,军医蒋公榖在难民所避难时,不慎跌滑致右腕骨折断后,到鼓楼医院用X光透视整复,并用副木绑扎。日后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重要证人出席的军医上尉梁庭芳也是威尔逊医生的一名患者。1937年12月16日,日军将梁庭芳等5000人押到下关长江边集体屠杀。他和朋友在日军屠杀持续4小时后跳入江中,遭日军机关枪扫射射中肩膀,逃脱后跑到鼓楼医院求治。马吉牧师在《南京暴行纪实》中也拍摄到鼓楼医院救治中国伤兵的镜头。

  外出救治伤兵被鼓楼医院视为工作中的一部分。1937年10月4日,威尔逊察看难民收容所后,和一名护士到中央医院在中山门外孤儿院开设的部队医院参与救治。11月23日那天,威尔逊医生格外忙碌。早上他和一名德国姑娘到城外笆斗山一家医院探望3800名受伤战士,并在现场做了一个截臂手术和一些小手术。晚上,他带领医院的全体员工到下关,为火车站里的1200名伤兵处理伤口,直到用完所有的医药用品。12月12日,马吉巡查从军政部到外交部的中国战地医院时,目睹战地医院内一片混乱、医护人员已逃离的现状后,立即组织鼓楼医院的男护士前往救治,并劝告伤兵解除武装,脱下军服,悬挂和粘贴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志,并将中校以上军官和可以行动的轻伤者转移至鼓楼医院。

  平民救治

  南京沦陷后,由于日军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青壮年平民男子进行大规模屠杀,同时还在城内外大肆强奸,受害平民纷纷来到鼓楼医院治疗,医院里到处都是烧伤、刺伤、砍伤、枪伤、炸伤造成的骨折、坏疽、感染的外科病人。

  1937年12月2日,留院的75名患者中,73人为外科患者。12月14日与15日两天,医院收治的150例病人中只有10例属于内科和产科病患,其余都是外科病人。这些病人,有被炸弹炸伤了上臂、桡骨粉碎并撕开了3/4肌肉的警察;有被大块弹片穿入颈部,并挣裂了一部分下颚的穷苦人;有被军刀砍在颈后,切断了所有肌肉直至棘间韧带的理发师;有被军刀砍掉颈部一边一半肌肉的先天弱智女孩;有第三块胫骨和腓骨严重穿破骨折的10岁男孩;还有左腹部被射击,穿过右腹部,腹部有4英寸长小肠挂在伤口外面的中国商人;有被日军抓到医疗站奸污后、颈部筋肉被砍开的妇女……鼓楼医院每天都在超负荷运作,不仅医院床位满员,还得收治大约100名额外的病人,截肢是每个小时都要进行的日常工作。

  为尽可能地挽救生命,医务人员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医院里,对外伤人员进行全力救护。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沙官朝口述:“回到难民区以后,伤口疼得不得了,我妻子看了很着急,搀架着我到了鼓楼医院,医生看后要我住院治疗。我住院住了11天,记得睡的是267号病床。住在那里也并不安稳,因日军要常到医院检查。医生嘱咐我,不能说是被日本兵刺的,就说是轰炸受的伤。”(《沙官朝口述》)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的重要证人伍长德、李秀英等也在鼓楼医院接受过威尔逊医生的救治。1937年12月15日,放下武器的警察伍长德,被日军带到城外集体屠杀,躲过机枪扫射的他背部被刺刀猛戳一刀,历经艰险后逃到鼓楼医院,得到威尔逊医生的救治并在医院住了50多天。12月19日,怀孕6个半月的李秀英,在竭力抵抗日本兵强奸时,脸、腿、腹部均被刺伤,奄奄一息的她被送到鼓楼医院救治时,“面部被砍了18刀,腿上也有几处刀伤,腹部有很深的一个刀口”(《威尔逊日记》1937年12月21日),腹中胎儿在入院第三天流产,经鼓楼医院40多天的治疗才渐渐康复。

  为防止传染病的发生与蔓延,鼓楼医院承担起南京公共卫生体系瓦解后各类传染病预防注射的重任。1938年2月21日,柏睿德返回南京后,立即与威尔逊并肩合作,在难民区持续紧张地开展注射防疫工作。

  从1938年2月起至1938年4月30日止,难民营里14300人已接种疫苗;7300人已接种了预防伤寒和霍乱的疫苗。1938年春季收容所的防疫运动中,“种痘者共为16265人,注射伤寒霍乱预防针者,共在12000人以上”。(《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1937年11月—1938年4月30日)》)

  由于预防得当,传染病防治取得重要成效。南京沦陷后,“难民中一般的死亡率虽高(儿童尤甚),然尚无严重病症之流行。脚气病、痧子、猩红热之患者固多,然就当时局面而论,死亡者尚少也”。(《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1937年11月—1938年4月30日)》)

  医务人员还跨越信仰的约束,对遭遇性暴行的女性施以医疗援助,凸显了鼓楼医院人道主义的色彩。南京被占领后的一个月中,由于日军对广大中国妇女不分年龄、职业、身份,即使是孕妇、病妇,都进行惨无人道的强奸、轮奸等种种性暴行,性病与堕胎成为女性难以启齿的伤痛,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1938年2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现,被日本士兵强奸后染上性病妇女的免费治疗工作是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从1938年1月末开始,鼓楼医院接治了大批淋病、梅毒和软性下疳患者,柏睿德等根据医院的经历判断,“自从日本人进城后,性病的比例从15%上升至80%”。(《史德蔚日记(1938年12月12日)》)马吉表示,全城像她这样因被日本兵强奸而染上性病的有几千名。更令鼓楼医院医务人员感到伤脑筋的难题是如何救治被强奸致孕病患。从1938年2月开始,“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不少母亲带着她们的未婚女儿,请求鼓楼医院解决因日本兵强奸造成的恶果,为她们施行堕胎手术。起初,医院遵循基督教教义“摩西十诫”中“不可杀人”的诫命,拒绝为她们做堕胎手术。当他们发现受害家庭自己采取办法堕胎,给那些年轻女子的健康和生命带来严重危险时,“尽管对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医生们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毅然为她们卸掉那些不受欢迎的包袱,成了“南京的第一号消灭日本人的人”。(《史德蔚日记(1938年12月12日)》)这种手术多的时候,妇科做不完,连外科大夫都兼做人工流产手术。

[责任编辑: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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