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路县的前世今生

2017-12-14 11:32 来源:北京晚报 
2017-12-14 11:32:32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责任编辑:武鹏飞

  作者:任德永

  作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州,拥有燃灯佛舍利塔、大光楼、漕运码头、皇木厂等一大批和运河有关的文物古迹。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通州区将以“一带四区”为依托,打造“运河文化”品牌项目。一带即运河通州段,展现历史文化遗存,营造滨水景观长廊,串联健康休闲绿道,描绘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百里运河画卷;而四区包括通州古城、路县古城、张家湾古城和漷县古城。其中,路县古城是通州区唯一的秦汉城池,位于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路县古城遗址分为城墙基址、城内遗存、护城河和城外遗存四部分。在今年的评比中,文物部门对路县古城的考古发掘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古城村”之名自有特殊的含义,若是该处在古代没有城池,为何会称为“古城”呢?对此,《北京市通县地名志》中有详细记载:“古城,南邻胡各庄村,东邻后北营村,北隔运潮减河与召里村相望,西北临京秦铁路。西汉设路县于此,东汉改路为潞,县从水名。曾归渔阳郡管辖,并建有土城。东汉时期,因兵荒马乱,县治亦迁往它地,后成为普通聚落。因曾为路县古城,故名古城村。古城村西,尚存汉代土城一角,为通县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路县最早的记录出现于班固的《汉书》。《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渔阳郡的12个县,其中就有路县。按《史记·周勃世家》记载,汉高祖十二年,燕王卢绾反叛,周勃率军平定叛乱,“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

  如今,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古城村于2016年底进行了搬迁。之后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勘探发掘,位于古城村地下的汉代路县古城遗址露出庐山真面目。本期的“品读”就为读者讲述路县的前世今生。

  古时就是水陆交通要道

  洛阳铲,一种广为人知的工具。不过,多数人对其的最初了解,却是从一些关于盗墓的案件报道及盗墓类小说中获得。洛阳铲的最早用途确实是盗墓,著名的考古学家卫聚贤在1928年目睹盗墓者使用洛阳铲的情景后,便运用于考古钻探。此后,洛阳铲在著名的安阳殷墟、洛阳偃师商城遗址等古城址的发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学会使用洛阳铲来辨别土质,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

  对路县古城的考古发掘,自然也离不开洛阳铲。在考古现场,经常看见几十名工作人员身穿反光背心,手持洛阳铲,排成一列慢慢地探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路县居民的生活区、榨油作坊、制陶作坊、民居、道路……以及那上千座汉代墓葬,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经科学发掘,2212年前的古城四至范围也有了眉目。

  通过考古人员的全面调查、局部钻探和小范围的试掘,基本上确定了路县古城遗址所在位置、四至范围、古城形制。在地表,目前路县古城已无城墙遗迹可寻。但是,通过考古与钻探,得知路县古城的城墙基址保存完整。其中东墙基址长约589米,南墙基址长约575米,西墙基址长约555米,北墙基址长约606米。城墙基址残存高度,约为1.9到2.5米,纵向剖面为梯形,下宽上窄,底部宽约18米,顶部残存高度约为13到15米。墙基为人工夯筑而成,部分夯层夯土内夹杂有植物杆茎和料礓石。

  古城遗址四面墙址基本闭合,城址平面近似方形。从古城遗址的四至范围来测算,古城总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目前已探明城内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明清时期的路面遗存,以及一条同为南北走向的辽金时期的路面遗存两条道路上下叠加,越往下发掘,时间越久远。在其下面,还可能叠加着更早朝代的路面。在南城墙基外侧约11米处,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护城河河道遗存,河道的走向也与城墙基址同向顺行。护城河道宽度约为30至50米。观其纵剖面土层分期,恰似一道道树木年轮,清晰可辨,也把我们的思绪带向了久远的秦汉时代。

  在古代,路县就是水陆交通要道。据《汉书》、《水经注》、《后汉书》和《通州志》等史料记载,路县设置于西汉初年,当时隶属于渔阳郡;王莽篡汉后,改为通路亭,隶属于通路郡;东汉时,将路县之名改为潞县。该城之遗址,就是两汉时期路(潞)县的治所。古时路县西隔鲍丘水(今称潮河)和沽水(今称白河)与蓟城(今北京城)相望;向北,可至渔阳郡城。秦始皇时修建的国道——蓟襄驰道亦由此通过,因此路县地处水陆要道,位置十分重要。

  如今,路县古城遗址仍被四水环绕。其东面是北京市与河北省的界河——潮白河,潮白河自北向南,在距古城遗址约6公里处缓缓流过;其北面是1949年后新挖掘的运河——运潮减河,该河自西向东从古城遗址北部静静流过,最后汇入潮白河;西面和南面则是自西北而来的温榆河、坝河,以及自东北而来的小中河、中坝河,这几条河流在通州北关二道闸处汇流,随即又在通州北门外与燃灯佛舍利塔下,与自西而东的通惠河相汇,最终汇聚成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的北脉——北运河。

  清代学者曾考证古城村

  其实,古城村的神秘面纱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早在清代,刘锡信就对古城村有过详细的考古,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潞城考古录》。

  刘锡信,字桐村,清代通州人。他少年时代聪明伶俐,理解力强,喜好读书;青年时代博览群书,深通历史,谙熟传记,尤其善于根据历史文献、传记或出土文物等去考核证实历史社会和自然现象,学问颇高深。刘锡信曾任户部湖广司员外郎,主管湖广省有关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刘锡信在《潞城考古录》中写到:“通州潞河东八里有古城,周围四里许,遗址约高五尺。东西北三面俱存,惟南面近官道,已成陆地。西北隅废堞独高丈余,疑当日角楼瞭望台之类。考之州志,曰相传为前朝驻兵处,或云古潞县,疑不能明也。”又言:“后读《水经注》云:鲍丘水(今潮河),南经潞县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

  《潞城考古录》是通州人在清代对古城村最早的考证,目的是考证此古城村是否是当年东汉的潞县古城遗址。当时的古城在地表尚有遗存,东西北三面均有城墙遗迹,且高约五尺。随着时代变迁,如今古城地面遗迹早已荡然无存。不变的是古城西面八里许的潞河,不过已改称北运河了。当然,在清朝雍正年间,已经有人将潞河称做北运河。

  路县古城墙的消失始于明代。明朝为了修缮通州城垣、仓场、衙署等官家建筑,补充南方运来的砖料之不足,在古城处设窑烧砖,当时古城的熟土被用来制砖,东、南、西面城垣被大量破坏,西北面城垣要用来防止诸河泛冲村庄,所以当时完整保存了下来。不过,民国期间,又被村民挖取而减小。在村民挖城制坯时,曾于垣墙内发现一枚汉初“半两”铜币与一些夹砂红陶碎片,还有村民在取土时,出土一件战国红陶釜。

  虽然历经损毁,但古城的价值之大仍然无法估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先后邀请了国内9家有团体考古领队资质的兄弟单位,调集了近2000名探工、技师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对古城村进行了发掘。据统计,共发掘出墓穴1092座(战国至清代),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出土的随葬品较为丰富,有陶器、铜器、铁器、铅器、骨器等,陶器主要有鼎、壶、罐、盆、碗、盘、案、奁、耳杯、灶、灯、炉、磨、仓、井、楼、动物和人物俑等;铜器主要有戈、刀、带钩、钱币等。此外还有算筹,可分为长、短两种,每根筹棍两端齐正,粗细大致均匀。这套算筹是北京地区考古中首次出土的算筹实物。考古学家根据古城遗址出土的钱币、陶片等,以及在城墙周边上沟壁上悬挂着的三个瓮棺葬,可以断定此城墙之遗址为汉时所建。最为有利的一个证据,是一个直径超过15厘米的汉代瓦当,也恰恰佐证了此地的衙署身份。

  为进一步了解路县古城,考古人员对南城墙的护城河做了小范围的局部解剖,发现了大量汉代文化遗存。同时,在城周围,也陆续发现各历史时期的遗迹,汉、北魏、唐、辽、金等,都有分布,其中汉代的文化遗迹最为丰富,可见路县古城在汉代是一个比较繁荣的地方。

[责任编辑:武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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