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流水书快意

2017-12-31 10:41 来源:人民日报 
2017-12-31 10:41:10来源:人民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孙晓

  作者:马跃峰

  行书,取楷书与草书中和之道,却独具风采,行云流水间挥就,无拘无束,酣畅淋漓。而细品行书气质,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是为君子之道。

  平点、竖点、俯点、昂点,照应有致;短横、长横、上挑横、下弯横,自然取势……小变楷体、吸纳草法之后,行书点画腾挪,引带翻转,纵横自如,千姿百态。

  行书,原取楷书与草书中和之道,却独具风采,行云流水间挥就,无拘无束,酣畅淋漓。而细品行书气质,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是为君子之道。

  相间流行者 不真不草

  汉朝国力鼎盛,书法承秦制而开新气象。隶书之后,人们创造了书写更简省、更合时宜的楷书和草书。然而楷书点画规矩,可得法度但书写繁琐;草书结构简省,不拘章法却难辨其形。于是在实际书写中,孕育出一种新的书体——行书。

  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盖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于两间者,行书有焉,不真不草是也。”

  行书一出,取楷书、草书之长,笔画简略却风流婉约,字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皆笔画飘逸、流畅易识。

  据载,后汉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书法家刘德升整理、创造了行书。张怀瓘《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许昌县志》卷十八有载:“刘德升,字君嗣,后汉颍川人。始作行书。”刘德升因而被称为“行书鼻祖”。大书法家钟繇、胡昭师从刘德升,精研其书而达较高境界,素有“胡肥钟瘦”美名。

  时至魏晋,行书广为流传。当时社会动荡,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文人名士疲于政治斗争,多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心。他们隐逸遁世,纵情山水,潇洒的行书恰合心境,因而书者甚多,名家辈出。个中翘楚,当属“书圣”王羲之。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与一众名士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集会,临流赋诗,抄录成集,众人请王羲之写序文。王羲之微醺之际,意兴盎然,着蚕茧纸,执鼠须笔,写就“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全篇28行、324字,其真迹已失传,存世兰亭集序以唐朝冯承素摹本为最著,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另有虞世南临本、褚遂良临本。

  《兰亭集序》通篇笔势纵横,虚实相间,飘逸豁达,自然天成,每一处都透露出士族子弟的风流人格。王羲之提炼前人“自然、飘散、野逸”的朴实书风,引向精美妍丽、注重技巧的新境界。因是酒后写就,其间多有涂抹错字痕迹,反倒更添潇洒之美,当得上“遒媚劲健,绝代更无”的美誉。

  承二王遗风 尚法求变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

  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政局混乱,但书法承东晋之气象,开辟“南秀北雄”的书风,为隋唐行书发展打下了基础。

  唐以“身、言、书、判”为标准铨选官员,并设“书学”专门培养书法人才。这一时期,楷书成为官方字体。人们多追求“楷法遒美”。行书由“尚韵”转变为“尚法”,一改东晋以来自由舒放的书风,表现出雄浑劲健的风格来。

  这一时期推动行书发展的,首推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曾征集王羲之的手迹,达“三千六百纸”之多。

  唐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唐太宗寻《兰亭集序》真迹而不得,听说真迹在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和尚的弟子辩才手中,便多次派人去索取,辩才推托不知真迹下落。于是,太宗改为智取,派监察御史萧翼前去,佯装成书生接近辩才,才得到真迹。拿到真迹,太宗爱不释手,命书法家赵模、冯承素等人临摹数本,分赐给亲贵近臣。他本人更是将真迹“置于座侧,朝夕观览”,视为神品。太宗驾崩后,真迹随葬昭陵。

  太宗以帝王之身推崇行书,一时间“崇王”之风盛行,代表书法家有虞世南、褚遂良等。而以李邕、颜真卿为代表的书法家另辟蹊径,承“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风而独创丰腴雄健的阳刚风格。

  唐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安禄山叛军围攻常山,颜真卿兄长、常山太守颜杲卿与其子颜季明惨死于战乱。颜真卿怀着满腔悲愤写就《祭侄文稿》,通篇气势磅礴,不受工拙笔法拘束,用笔随情感变化而波澜起伏,悲愤激昂之情流露于笔端。

  《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元代陈绎评价其“沉痛切骨,天真烂然,使人动心骇目,有不可形容之妙,与《禊序稿》(按:《兰亭集序》别称)哀乐虽异,其致一也”,认为《祭侄文稿》是可以媲美《兰亭集序》的绝品。

  书中看兴衰 风流古今

  五代局势混乱,社会风气变化,导致书法艺术发展缓慢。宋初,书学者面临“无师可从、无法可依”的窘境。赵构《翰墨志》记载:“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

  面对这一尴尬局面,欧阳修感叹“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提出“学书为乐”的书学思想。行书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

  随着北宋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涌现了一批优秀书家,其中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别具一格。四大书法家均以行草或行楷见长,其中最能体现宋代“尚意”书风的,当属“天下第三行书”——苏轼的《黄州寒食帖》。

  《黄州寒食帖》为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寒食节所作,笔酣墨饱,气势奔放,跌宕起伏,字里行间流露惆怅孤独之情,被历代书家奉为神品。黄庭坚评论此帖:“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经历过短暂的繁荣,行书在南宋以后走向凋零,书家多效仿“四大家”而无出其右。时至明清,统治者禁锢思想,追捧字体方正、大小一律的楷书“台阁体”“馆阁体”,行书反而流于俗媚。

  是时,以张瑞图、徐渭、郑板桥为代表的书家不拘小节、纵笔挥洒,创造了各具特色的行书作品,被称为“尚态”或“尚势”书风。

  清末尊碑抑帖,书法技法和字体审美发生改变,行书中多融入北碑元素,形成了一种古朴、宽博、凝练的行书书体,后人称之为碑行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唐代张怀瓘《书议》评价行书“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行书刚柔相济,变化灵活,传于现代,不仅作为一种字体存在,更满带艺术气质,出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它表情、达意、传神,展示了独具中国气派的艺术美。(马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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