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欧化过程中的日语因素

2018-01-05 13:34 来源:文汇报 
2018-01-05 13:34:25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武鹏飞

  作者:日本成城大学教授 陈力卫

  汉语的欧化现象有多少是直接来自西语俄语的,还有多少是经过日文传递的,当然还有哪些实际上是直接来自日文的,这三种渠道应该分别阐述才好,特别是后两种,早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般我们提起日语对汉语的影响,多偏重语词方面的因素,即日语借词对汉语的影响。而且现在朝这方面做的人也越来越多,成果显著,蔚为大观。相比之下,日语对汉语语法乃至文体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后,甚至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既然承认有那么多的日语借词,而为何对语法及文体上的影响却熟视无睹呢?

  看了一些有关汉语文体的研究,才知道这方面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一条,首先拿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1944)作研究的起点,然后就拿胡适以来提倡的白话文加以分析,特别对其中的英文转换汉语时出现的现象着墨甚多,也就是所谓的汉语欧化研究。比如,近来的《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贺阳,2008)也是从来华传教士的文体直接跳到新文化运动的胡适那里,就好像汉语近代文体的形成就只有来自西语的欧化这一条线似的。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思路的展开从文化交流史上来说是有点问题的,即中日之间的近代交流这一环完全被忽略了,或者说完全被日语借词这一种现象所掩盖了,不去关心其他语言现象的相互影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所谓欧化现象有多少是直接来自西语俄语的,还有多少是经过日文传递的,当然还有哪些实际上是直接来自日文的?这三种渠道应该分别阐述才好,特别是后两种,早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京都大学教授高田时雄在《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狭间直树编,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一书的语言史部分的引言中就特意指出过:欧洲语言的影响不限于中文,明治以后的日文也同样受其影响,文体上的中日语言间的比较研究应予以加强。

  那么我们回望时代背景时也会发现,日语的文体改革意识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萌发,真正起步在188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整整花了60年多年的时间才算完成。在日本的所谓言文一致运动中,和文体·汉文体·欧文翻译体的融合成为重要课题,也就是说,日语文体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两个因素是:汉文体的改造与翻译体的吸收。

  日本早期的欧文翻译并非直译,而是用汉文体来意译。“《花柳春话》(1878)出现以后的翻译体的主流是汉文直译体,随之而起的政治小说也大多以汉文直译体为主轴”(山本正秀《第十五章翻译文体的对达》,《近代文体发生の史的研究》,岩波書店,1965),由此我们能够理解《佳人之奇遇》之所以可以迅速由日文转译为中文正是因为其文体最为适用于梁启超《和文汉读法》的规则。

  日文里真正导入欧文直译体是明治20年(1887)以后,即在汉文体的基础上引入欧文直译体,注重欧文表达的逐字翻译。这种欧文直译体虽然生硬,且有些地方无视日语规范文体中的格的位置,但是采用这种文体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文体“严谨精微”的周密性。这种文体经由森田思轩揉合成一种“外形与内容并重的周密文体”后,德富苏峰主办的《国民之友》杂志(1887—1898)便成了这一文体的主要阵地。

  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所谓的欧化语言的影响问题上,日语的欧文翻译体的特征实际上与汉语讨论的问题是一致的,山本正秀(《西洋文学の日本文体に及ぼした影響》,《言文一致の歴史論考》,桜楓社,1971)主要举出以下几点特征:

  1.翻译新词,如“社会、理想、自由”等;

  2.接头、接尾词的发达,如“泛太平洋、非合理性、超特急、反战、妥当性、自然主义、近代化”等;

  3.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如:彼he,彼女she;

  4.添加动词:“尊敬を払うpay”“注目に値するworth…ing”“…を見し出したfound”“理解をもつhave”;

  5.语法上的欧化主要表现在被动态,进行时,使役态,关系代词,无人称代词,形容词的比较级,主语多用等现象上;

  6.来自英文的新的表达:“換言すればin other”“ある意味ではin a sense”等;

  7. 修辞法:拟人法,倒装句,感叹句的多用;

  8.标点符号的健全。

  日本当时在对译英语时,也是采用的汉文训读体, 这样一来,通过翻译反映在日文中的这些特征, 实际上在形式上更便于被中文接受,我们只要看看中文里“值得关注/注意……”这一表述都是出现在民国以后,就会发现上述现象都是与汉语中的欧化问题一脉相通的。

  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是把白话文与欧化文分开表述的,前者说的是“民国六七年间新文学运动初期所谓‘白话’,这种白话,是已经有了七八百年的历史的,已经产生了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这些‘活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一声吶喊,全国的学士大夫,自然而然都‘不学而能’地写得出从没写过的‘白话文’来”,就好像白话文运动在胡适倡导下,经陈独秀《新青年》上的呼应,然后就有鲁迅《狂人日记》的对表,短短几年就算完成了似的。后者则是“新文学运动以后到现在逐渐流行的‘欧化的语体文’,……如‘经济困难’,于古于俗皆无征,完全是二三十年来从日本输入的,……我曾雇一车夫,他常问我的一句话:‘回头我没有来接您的必要吧?’这真是‘欧化的大众语’了”。他总结说前者的“白话”可写成“文”却不能说,而后者的“欧化的语体文”则有转向说的可能,即为言文一致的途径之一。

[责任编辑:武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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