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遭逢:明清易代中的末代进士

2018-02-04 10:57 来源:北京晚报 
2018-02-04 10:57:57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责任编辑:李贝

  作者:黄帅

  明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1643年的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这一年,大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满清的铁骑即将破关而入,农民起义军的势力空前壮大,昔日强盛的帝国此时已然遍地烽火。但传统读书人有强烈的“忠君”理念,越是面临危亡,越有可能激起他们的济世情怀。可惜,古代读书人不懂现代启蒙思想,绝大多数人分不清“救朝廷”“救国家”和“救天下”的区别。这一年荣登第一甲的三人是杨廷鉴、宋之绳和陈名夏,按照当时的观念,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凤,是寒窗苦读的优胜者,从他们登榜的一刻起,就不得不面对国家危亡的形势。

  其中,状元杨廷鉴(1603—1665)前半生的经历可谓“开挂”的学霸生涯,史书上记载,其“幼习勤苦,不好鲜衣纨绮”,这点倒跟很多读书人一样,不好锦衣玉食,一心只读圣贤书。崇祯三年,在乡试中,其“以才品著,推为常州第一”,到了崇祯十六年,“公殿试擢为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到这一步,杨廷鉴堪称人生赢家。不过,1644年3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后,他投降了起义军,不久后清军入关,李自成败亡,他又投奔南明王朝,南明亡后,杨廷鉴降清。

  晚年的杨廷鉴回乡定居,并急公好义,热衷乡里公事,直到1665年去世。因在百姓中有不错的口碑,当时好多人都为之垂泪。

  同样选择归顺新朝的还有陈名夏(1601—1654)。陈名夏前半生的轨迹跟杨廷鉴相似,他在李自成的朝廷被授职弘文院编修,不久后降清,一度官至秘书院大学士。

  不过,这里面有个细节耐人寻味。陈名夏在京城陷落时,曾上吊自尽未果。这起码说明,他还是有过殉国的打算的。因为没留下太多史料,我们不清楚他当时的想法,但按照传统读书人的观念,效仿崇祯皇帝之所为,倒也并不意外。

  陈名夏虽被李自成看好,但新政权也好景不长。而入关后的满清对陈名夏同样不薄,很快便让他当上了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这对当时降清的汉人来说,算是礼遇有加了。到了顺治五年(1648年),初设六部汉尚书,以加强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笼络,陈名夏官运亨通,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三年后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但谁能料到,陈名夏达到官位巅峰的时候也走到了人生的绝境。1654年,因卷入一场意外的党争事件,陈名夏被定罪“结党怀奸,情事叵测”,竟被绞刑处死。

  陈名夏曾有诗云:“书生携我城外山,童仆举火何其难。流萤入户光自照,蟋蟀在床鸣不闹。予家既破牛马走,世上饥寒无不有。何人共此患难中,与君且醉重阳酒。”凭他的时事嗅觉和才情,难道看不出未测风云的险恶?早知如此,还不如像其他士子那样归隐田园,纵情山水。

  在明朝最后一批进士榜单里,选择归顺新朝者还有姚文然(1620—1678)、张恂(1617—1689)、成克巩(1608—1691)等人。或许,终究有些人是敌不过功名诱惑的。这里的功名并未功利之义,而是“博取功名事业”之义,在太平时代,这种观念会让人积极进取,实现人生价值,而在变局中则显得十分尴尬。多一分,或者少一分,都会让人命运改变。而彻底归隐对胸怀天下的读书人来说,未免有些残酷,但也未尝不是一条实现生命通达的道路。

  比如,秦祖襄(1613—1661)一心报国,曾在南明弘光政权为官。南明亡后不再入世,闲居乡里。余增远(1605—1669)也曾仕弘光朝,抗清失败后隐居山中,从此不愿入世。

  周齐曾(1603—1671)则是更有名的“隐士”。他在明亡后削发为僧,寄居山水之间。有关他的史料不多,《清史稿》记载中的他机敏灵巧,才华横溢,却孤倔而不与世俗沉浮。“其为诗文,机锋电激,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清代岭南文人罗天尺在《五山志林》里曾有记载,周齐曾疾恶如仇,在民间有“周青天”的美誉。这些只言片语,或许正是世道人心的折射。

  还有一个叫石嶐(?—?)的人也值得注意。他虽然名列全榜最后一位,换言之,如果他运气再不好点,就要名落孙山了,但他却在历史变局中留下了一笔印记。史书上记载,“明末关中失守,上恢复三策,不报,痛哭出都门”,故国灭亡后,只得隐逸出世,以至于我们都搞不清他的生卒年月。

  整个进士榜上有近四百人,大多数名字都湮没在历史长河深处了,这位排名末位的读书人,却留下了一首感喟时运的《杂诗》:“从来赵括易言兵,寇盗于今尽据城。几点烽烟销汉垒,万家风雨泣长平。将军捄鬭徒搏戟,文士空谭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