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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开创之功 于人生留白之处

2018-03-11 10:09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8-03-11 10:09:15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责任编辑:刘昀昀

  作者:祝晓风

  朱伯伯名叫朱一之。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他在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与家严、家慈是同学,但比他们高两级。从河北师院中文系出来的人,后来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不多,像朱一之这样取得相当成就的人,就更少。

  帮我渡过生活上的一次难关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个时候,人往往容易忆旧,会想起过去的人和事。朱伯伯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九五年春节之后,我搬到旧鼓楼大街30号住。此前,我在《光明日报》记者部的一个办公室里栖身。这年开春,光明日报编辑部的办公区要大改造,改成“大平面”,各部门都集中在一起。我也就没法再在办公室将就容身了。这时,表哥福全有个亲戚,住在旧鼓楼大街,说他院子里有个住处。

  这是一个老北京的大杂院。给我住的,是这个院子原来的厕所,在院子的东南角。面积很小,南北只有一米半宽,东西不到三米长。那几年北京老城区改造,把大杂院里的厕所都改到了街上,或者胡同里。这样,院子里就新腾出一个小空间,填平地面,简单修葺之后,大家觉得就可以住人了。因为房间面积偏小,要顺着摆床,小屋就都占满了。所以,在小屋的最东头儿的里头,冲着南墙挖出半米深的一个洞,有一人高,这样,床就可以横过来,床脚可以伸进洞里;腾出来的空间,就可以摆一张小写字桌。据表哥的这家亲戚讲,在我住进来之前,是一家三口住在里面。女的是外省考进北京的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北京一个中学当老师。一家人,女教师和小孩挤在单人床上睡,丈夫睡在桌子上。这样一个开间儿,月租是50元,当年10月份涨到100元。——我当时的工资是300元不到。

  院子还算干净,但院子里的男女老少要用“化妆间”,都要先出屋门,再出院门,再穿过旧鼓楼大街到路西边,再往南走几十步。不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不论白天或者半夜,都必须这样。但这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夏天偏热,冬天偏冷。小屋没有窗户,夏天闷热难当。门是一扇很薄很破的木门,漏风。屋子里没法生炉火,更不要梦想什么暖气,入冬之后,冻得无法入眠。而且,每夜熄灯之后,老鼠就出来逛街玩耍,在顶棚和床下乱窜,让你既惊且烦。

  刚搬进时,虽然也冷得难受,但不久就春天了。到这年入冬后,我真有点儿发怵,不知道这个漫长的冬天如何挨过。院子里美丽的雪花漫天飞舞,屋子里白色的恐惧冰入骨缝。

  十二月中旬,朱伯伯知道了我这个情况,说他夫人郑金羽有个亲戚,刚另分了房子,旧房子可以迟些时候交,暂时可以让我住过去,挨过这个冬天没问题。我当然喜出望外。这处房子在四季青乡,就是如今世纪金源“烧瓶冒”(shopping mall)的所在。当时四周还都是村落。从这里到虎坊桥上班,要倒三次车,单程要两个小时。这是两居室,北边房间有块玻璃破了,冬天会有冷风往里灌——好在关上北房的门,这边房间的温度还能维持,因为屋里有暖气。尽管有这些不便,但是和旧鼓旧大街的开间儿比,都是白璧微瑕了。

  这是朱伯伯帮我渡过生活上的一次难关。我一直感激他和郑阿姨。

  编纂《吕叔湘全集》时,吕先生点名请朱一之作为四名编者之一

  朱伯伯名叫朱一之。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他在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与家严、家慈是同学,但比他们高两级。从河北师院中文系出来的人,后来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不多,像朱一之这样取得相当成就的人,就更少。他大学毕业后就留校工作。一九五八年,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和历史系从天津迁到北京和平里,并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朱一之也随学校到北京。这个大学的地点,就是后来北京中医学院(现在改叫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校址。

  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底,有两年时间,朱一之被派到越南教书,一是河内外国语学院,二是重工业部中文学校。回国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进修一年,当时主其事的是何其芳。在这进修班上,他有机会听了王力、唐弢等不少名家的课,眼界渐开。一九七二年四月到一九七五年一月,他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西班牙语。随后,就调到北京语言学院。一九七八年四月,他在北京语言学院主办学报,也就是《语言教学与研究》,从此,与这份杂志结缘,任这个杂志的副主编和主编六个年头。在八十年代,朱一之还有两次较长时间的出国任教,一次是一九八○年到一九八二年,在墨西哥城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一次是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在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都是整两年。

  朱一之发表文章较早,一九六四年的《北京日报》《天津日报》上就有他的文章。他后来的文章多与语言学有关,特别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结合教学实践,有不少文章。他编著有《现代汉语语法术语词典》《中国人的体态语》《外国人学汉字》等,选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对外汉语教学论集》《语言教学与研究》等。

  从一九九○年到一九九四年退休,朱一之任北京语言学院图书馆馆长。这期间,他做了不少实事儿,撮其大者,我知道的就有,一是主编《中国语言学家文库名录》(一九九三年九月),收集整理全国当时800余位语言学家的资料;二是在图书馆设立“中国语言学家文库”;三是创立“吕叔湘捐赠图书室”,接收吕叔湘私人所藏的语言学方面的专业藏书,并加以系统整理、研究,向研究者和读者开放,并且组织编写出版《吕叔湘著作年表》。

  据朱伯伯讲,他有次看望吕叔湘先生,说到图书馆的事,吕先生说他在英国留学期间也曾在图书馆工作过,说这是一个好地方,可以看很多书,长很多知识。“办好一个馆不容易,你们应该办出点特色来,让大家受益”。——吕先生这句话,使朱伯伯下决心在图书馆设立“中国语言学家文库”,专门用来收集、整理、加工、保管中国语言学家的著作,并对外开放。

  后来,朱一之在一次会上见到了胡明扬先生。胡先生是朱一之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文学理论时的语文系的老师。他告诉朱一之:吕先生封笔后考虑藏书的处理问题,并说已有几个方案,你们要是能接收过来再好不过了。当时,语言学院新馆已经落成,朱一之觉得,如果能把吕先生的书接收过来开辟专室陈列,既丰富了“中国语言学家文库”,又能为更多的人提供阅读和研究吕先生语言著作的机会,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就把这一信息和想法汇报给了院领导,得到了支持,于是朱一之就和语言学院领导一同拜访吕先生。吕先生答应得倒也爽快,说:“我留着也没用,你们拿去可以让更多的人看。书,就是让人看的。”事后,朱一之代表图书馆,向吕先生表示要付一定报酬,但吕先生不要。

  吕叔湘先生蜚声中外,但生活极其简朴,穿的还是六十年代的卡其布制服,住的是从未装修过的五十年代的旧房子,室内陈设也非常简单。吕先生过去的一些稿费,他拿出来做了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他自己出版的全集,稿费据说又是分文不取。吕先生给语言学院图书馆的书有近千册,尤其是他本人的著作或译著,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都极其珍贵。为了答谢吕先生,朱一之与图书馆作出决定:一、整理印刷吕叔湘赠书目录;二、编写出版《吕叔湘著作年表》;三、在馆内开设专室保管、展览这些书籍,以作为永久性的纪念。在展室命名上,起初朱伯伯他们提出标出“吕叔湘”三字,吕先生也坚决不同意,说:“你们不是在害我吗?这会招人骂的。”

  后来,编纂《吕叔湘全集》时,吕先生点名请朱一之作为四名编者之一。

  因为朱一之主编《语言教学与研究》这份语言学界的名刊多年,与全国语言学家、特别是老一辈语言学家关系密切。我曾请朱伯伯把吕叔湘向北京语言大学捐书的事写成文章,发表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四日《中华读书报》。一九九八年四月九日,吕叔湘先生去世,也是朱伯伯最先告诉我消息。

  朱一之当图书馆馆长时,还有一件趣事。那年图书馆新馆落成,开会庆祝,请了语言学界一些老学者。照相时,大家谦让,胡明扬、李行健等人说,就按年齿,年长者坐前排中间。当时在场的,张志公最长。可是还没站好,吴宗济来了,于是大家让吴先生。正说着,周有光先生又来了,周先生生于一九○六年,比吴先生还长。还在谦让时,盛成来了,大家又把盛先生让到中间。

  经他的介绍,认识、采访了盛成和张清常两位老先生

  记得我来北京,第一次去找朱伯伯,是我到光明日报的工作落实前后。此前,父执白玉民给朱伯伯写了信,他们俩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年在获鹿初师就是同学,关系更近。

  第一次见面,朱伯伯和郑阿姨就留我吃饭,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还开了一瓶红酒,对我有说有笑,问寒问暖。虽然是老同学的儿子,但他们对一个陌生的小青年,如此热诚,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以后来往渐多,朱伯伯关心我的生活,对我的工作,也有许多帮助。比如,我就是经他的介绍,认识、采访了盛成和张清常两位老先生。

  在我近三十年的记者生涯中,盛成是我见过面的年尊最高的人。他出生于十九世纪,一八九九年,十二岁入同盟会,是“辛亥三童子”之一,受到孙中山赞赏。一九一九年在长辛店京汉铁路事务所工作时,他组织工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年,盛成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七年毕业于蒙白里大学,获高等理学硕士,同年被聘任为巴黎大学主讲教授。盛成一九三○年回国,“一·二八”后,任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八·一三”事变后,曾任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第二年在汉口参加筹备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总务部主任和常务理事——这是作为革命家的盛成。作为文学家,盛成一九二八年用法文发表传记体小说《我的母亲》,在法国赢得文名。当时的法兰西院士、大诗人瓦莱里为此书作序,长达万言。此书轰动法国文坛,后来被译成十六种文字。戴高乐、罗曼·罗兰、居里夫人、萧伯纳、罗素等,都因为这本书与盛成结缘。一九六六年,他再度赴法国,从事研究,在巴黎讲授《易经》。一九七八年,盛成回到北京,在北京语言学院任一级教授。一九八五年,法国驻华大使代表总统密特朗,向盛成颁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这样一位革命老前辈,文坛宗师,同尼赫鲁、胡志明讨论过问题,与毕加索、海明威一起参加过“达达运动”的人,以前只听说过,并无拜识的奢望,是朱伯伯知道我当记者,要采访老学者、老作家,就帮我联系——因为他们都在北京语言学院工作,比较熟。那应该是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左右,红娟听说我要去见盛成老先生,踊跃报名,我们就一起去的。后来稿子是红娟写的。她文笔清秀,短短几百字,把盛先生的神采都写出来了。这篇“人物故事”,题为《耄耋“骑士”盛成》,登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读书报》头版。照片,是陆中秋另约时间,过了几天去拍的。那一年,盛成老先生九十七周岁。

  采访时有个细节我一直记得。盛先生晚年由他夫人照顾。他夫人那一年已经八十岁往上。采访结束,她送我们出门时说道,他们现在年纪都太大了,她怕自己走在盛先生前面,盛先生就无人照顾了。说着,盛夫人落了泪。

  和张清常先生的来往更多一些。张先生也是一位大学者。他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十九岁的年纪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赵元任、罗常培、朱自清、杨树达等。一九四○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是当时联大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他在南开大学任教,当过中文系系主任,兼任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教授。后来,张先生曾去内蒙古大学工作,任中文系主任。一九七三年,调回南开,一九八一年,到北京语言学院工作。张先生长期从事汉语语音史、词汇史研究,在语言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著作都是比较专深的学术著作,如《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语音学论文集》《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街巷名称史话》《尔雅一得》《战国策新注》等。张先生在教育史上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事迹。西南联大校歌,是由北大的冯友兰作词,清华的罗庸作引曲,而校歌的谱曲者,就是精通音乐的张清常。

  因为有南开的一层关系,我在南开上大学时,就听不少老师提到张先生。但能和他见到面,也是因为朱伯伯帮助介绍、联系。

  退休多年,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地做了这样一件事

  朱伯伯淡泊名利。一九九四年,李行健先生率语言学家代表团赴台湾,与台湾学者讨论几十年来两岸语言形成的差异,他们与台湾语言专家商定,要合作编写《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这件事的意义,自然不待多言。一九九六年秋,参与其事的朱伯伯告诉我,编纂词典进行到最后阶段,快要出版了。这部词典,台湾方面负责人是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所长何景贤。朱一之是北京方面的编辑部主任,做了不少实际工作,但在我采访中,他坚持不露自己的名字,只让我采访语言大学校长杨庆华、副校长崔永华,以及何景贤等先生。我就此采写的文章《词语差异困惑两岸华人汉语当然一家》,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报纸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早上六点半的“全国报纸与新闻摘要”播发。这部词典,一直到二○○三年下半年才出版,距离我那篇报道,已经过了七年。

  朱一之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生于河北省获鹿县马山村,二○一七年十月二日,在北京病逝。朱伯伯一生,游历欧美亚非几大洲,结交国内一流学者,眼界比他的同龄人要开阔许多。晚年,他思想开放,对自己的一生,和他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多有反思。他前几年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总结生平,说到:“生在乡下,父母为农。自幼念书,小中大本。任教学校,亚欧拉丁。身为党员,对党忠诚。历次运动,充当先锋。唯有‘文革’,甘愿居中。改革开放,喜见光明。”他待人热诚,对生活充满热情,喜欢旅游和摄影。他喜欢接受新事物,很早就使用微信。他身体也棒,八十多岁,还能一周游几次泳,一次游五百米。

  朱伯伯研究“体态语”时间比较长,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他以笔名朱贯,在《学汉语》杂志上连载《汉族人的体态语》。所谓“体态语”,指的是传递交际信息的表情和动作,比如,“叉腰”、“冷笑”、“眯缝眼”、“拍胸脯”,还有“唾面自干”、“笑掉大牙”、“大眼瞪小眼”等等。体态语表现力丰富,是汉语的一大特色,但专门研究的人并不多。朱伯伯退休后,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他编著的《商务馆体态语小词典》二○一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李行健先生称此书“有开创之功,填补了我国语言学中这方面的空白,其独创性和学术价值及在汉语国际推广中的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此书出版后,朱伯伯并未满足,而是真的像李行健说的,“鼓起余勇,再接再厉,继续搜集扩充”,在《商务馆体态语小词典》基础上又搜集了大量语料,补充修订。作为一个退休多年的学者,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地做这样一件事,只能说明朱伯伯对学术的真诚与执著。这个去掉“小”字的《汉语体态语词典》,增加了将近一倍的容量,二○一七年八月由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只可惜,新书出来,送到朱伯伯家时,已经是二○一七年十一月,他已经去世一个月了。(祝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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