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津银行界

2018-03-21 09:37 来源:天津日报 
2018-03-21 09:37:23来源:天津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刘卓

  作者:陈凯

  近代天津自1864年开埠以来,逐渐形成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金融业是经济流通的血脉,最初它是以我国传统的钱铺、钱庄、银号的形式存在。“银行”这种近代金融形态,始于1890年进入天津的外商银行,中国自己的第一家新式银行,是官商合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于1898年在天津开设的分行,1905年因故撤销,后又恢复营业,解放后成为第一批公私合营银行之一。

  民国时期天津的民营银行,最著名者莫过于“北四行”,即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家。

  盐业银行──吴鼎昌(1884—1950),1901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回国后,应科举考试,中商科进士。辛亥改元前后,任大清银行科长、分行总办、农商部次长、财政部次长、天津造币厂厂长等职。1915年,原河南督军、袁世凯的亲属张镇芳创办盐业银行,1917年张因参加复辟活动被捕,只保留董事长名义,其总经理一职于1918年由吴鼎昌接任。自此,风生水起,吴鼎昌成为“北四行”最活跃的人物。吴的一生,可谓颇具传奇色彩。在银行界,牵头创建了“四行储蓄会”,四行联营提高了银行信誉,扩大了资金来源,积累了更多的盈利。1934年,在上海建成一座高达24层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吴任董事长,轰动一时。吴与胡政之、张季鸾接办了《大公报》。然而,1935年吴鼎昌却踏入仕途,担任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2月,在贵州任省主席7年。1944年卸任回渝,先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智囊”。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战犯名单,吴名列第十七。1949年去职赴香港做寓公,1950年8月病逝,结束了其跨越银行家、报人、政客的一生。

  金城银行──周作民(1884—1955),1906年周考取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两年半后因官费停拨,辍学归国。先于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同时自学财经知识。辛亥改元,入职财政部,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后转赴交通银行总行任稽核课课长,又兼国库课主任,自此,开启了其从事银行业的生涯。1917年5月,在皖系军阀、政客倪嗣冲,天津商人王郅隆等资本支持下,创办金城银行,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周任总经理。由于其眼光高远,善于经营,巧于利用关系,捕捉机遇,银行业务突飞猛进。如设立种类多样的存储方式,冯玉祥国民军驻北京南苑,乃至包头、张家口,银行即于驻地开设办事处、储蓄处。对内则注重员工培训,树立“顾客至上”理念。1917年存款仅404万,1927年增至3498万,十年增加8.65倍。1936年,金城银行存款更一度居全国商业银行之首。放款则注重实业,有“三白一黑”之说,即纺织、盐碱、煤矿等实体经济。1935年,董事会决定周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转年,总行迁往上海。1937年,日寇入侵,上海沦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周恰在香港,周被日寇拘留,1942年被遣返上海。因其曾留学日本,日伪拉拢出任伪职,为其所拒,不过还是参与了同汉奸周佛海等的资敌活动。但同时又与重庆方面有着一定联系。因此,当抗战胜利,不但上海、天津、北平等多个经理以汉奸罪或汉奸嫌疑被拘捕,周本人也曾被捕,惶恐不安。幸得早年与吴鼎昌、张群等的故交,直接向蒋介石报告疏通,终于在1946年1月在吴的陪同下去见了蒋,如此一来,景况大变。但因蒋介石发动内战,通货膨胀,商业银行倍受官僚资本压迫,国民党政府实行严厉的金融管制,蒋经国甚至扬言不准周作民离沪。还是靠吴鼎昌等的运作,周才得以搭乘美国人陈纳德所办的民航飞机,抵达广州转赴香港。不久,大陆解放,周作民关心国内局势,加之早于抗战时期他即与中共地下党潘汉年有接触,并曾予以经济援助。1949年年初,他采购一批内地紧缺商品经海路至天津,同时有几位民主人士随船北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派人对滞留香港的工商界人士宣传形势,欢迎他们回归。1950年6月,周作民决定返回内地,离港抵达天津,周恩来总理(同为淮安藉)专门派人赴津迎接。周返回大陆后,特邀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随后即组织对“北四行”及四行储蓄会改组的联合银行实行五行“联营”,周作民任董事长,推动了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12月,参加了全国银行业公私合营,担任联合董事会的副董事长。周作民将自己持有的银行股票约90余万元,以及珍贵文物、古籍全部捐献给政府。

  大陆银行──谈荔孙(1880—1933),1904年考取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攻读银行经济。1904年回国,应实业家张謇之聘,任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后任清政府度支部主事,1911年任大清银行总行稽核。辛亥革命后,参与筹建中国银行,1918年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经理。但他怀有的金融与实业结合的抱负在国家银行难以实现,恰于此时,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冯国璋出任代总统,有意向银行投资,谈荔孙抓住机遇,邀集政客、商贾投资,1919年在天津创办了大陆银行,注册资本200万元,实收100万元,获准开业,谈出任总经理,辞去了中国银行职务。随后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开设分行。1922年,加入已“联营”的盐业、金城、中南三行成为四行“联营事务所”,广集资金,提高信誉,大陆银行本身也获得发展。谈荔孙注重开拓新业务,如开办多样品种的储蓄存款,以及信托、保管等业务。在清华、燕京、北大、辅仁等高校设办事处,上海分行甚至在一些中学设立服务处,方便师生存取款项。强调为实业服务,1932年应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之邀,前往归绥(今呼和浩特)筹建毛纺织厂,利用当地丰富的羊毛原料,织成毛毯、呢绒,行销西北、华北,为边远地区发展毛纺工业作出贡献。当年工商业贷款多以实物抵押,谈荔孙决定投资仓储业,建立自己的仓库,1925年在天津万国桥(今解放桥)畔建立钢筋水泥仓库(为欧洲中世纪城堡式建筑,已列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单位”),最盛时包括租用达八处之多。

[责任编辑: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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