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研究中考古资料的利用与开掘

2018-04-13 09:43 来源:文汇报 
2018-04-13 09:43:09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周明艳

  1957年 《居延汉简·图版之部》 出版后,居延汉简的研究迎来了完全不同的局面。

  清人徐虎《长干里客金陵四十八景图》中的《长干故里》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共四卷597篇(一说595),由日僧圆仁撰写,成书于838年7月2日至848年1月23日

  陆帅

  目前历史学者对考古材料的确越来越重视,但我感觉有个很大的倾向是关注出土文献。出土文献,或者说出土文字资料,研究者着眼的依然是“文字”。利用出土文字资料展开研究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从文字跨入文物,也就是把没有文字信息的文物利用起来,从中读出历史的信息。而基于简牍实物及其出土环境所展开的研究,才是真正对“考古资料”的利用。

  “考古学最有希望通过不断发现遗存,将它们一点一点连接起来,描绘出稻作文化的传播途径”

  陆帅:您的求学经历以考古学为开端,但此后转向历史学,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做出这样的选择?

  张学锋:我在本科学习的过程中,一开始对史前考古不是很感兴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河文明一元论比较流行,周边地区若出现同类器物,那就会认为是受到了黄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些生长在南方、讲着方言、多少有些地方意识的人来说,很难引起共鸣。但当学到了战国秦汉考古以后,我开始对考古学越来越感兴趣,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也都是以历史时期考古为题完成的。在撰写学术论文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对历史时期的考古材料,较之遗物的类型学分析,挖掘其背后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更为重要。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历史学背景,对于发掘过程中遇到的考古学现象、出土遗物,只能对它的外在面貌进行描述,无法更为深入地加以利用。因此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我选择了历史专业的魏晋隋唐史,之后的博士研究生也继续选择了历史学。

  陆帅:这一背景对您的研究有何意义?

  张学锋:这种学术背景之于我的意义,说的具体一点就是能够以相对平等的姿态观察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而不是以某种为主、某种为辅。历史的具象很复杂,一些问题通过文献记载便可得出大致结论,考古资料不过是更为细化的补充;而另一些问题则相反,需要依赖考古资料来构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具象存在于两类资料之间的交叉地带,只有不加偏废地利用这两类资料,才能比较清晰地揭示出来。

  例如,江苏省连云港地区存在着数以百计的“封土石室”遗存,长期以来,许多考古学者从这类遗存的形制结构出发,把它们与春秋时期吴越的“土墩石室”联系在一起,结合吴越北上争霸的历史记载解释为吴越土墩石室的北传。但由于这些遗存中出土的都是唐代的遗物,在上述观点之下只能进一步将之解释为唐人对这些遗存的再利用。虽然有些学者提出这些“封土石室”是唐墓,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接触到这批材料时,发现这批遗存与朝鲜半岛尤其是旧百济地区的墓葬形制高度相似,脑海里马上想到了九世纪日僧圆仁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巡礼行记》中多次提及唐代海州(治今连云港市海州区)管下东海县(治今南城镇)有新罗人聚居的村落,考虑唐代东亚诸国国际关系与海上航路等背景,可以认定连云港地区的这批“封土石室”是唐代新罗侨民留下的墓葬。这个观点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如今亦已成为共识,连云港市还将这批封土石室墓视为当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存。面对这批遗存,需要同时熟悉文献史料、熟悉相应区域的考古材料,而且还不能限于今天中国的疆界,需要对东亚及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准确、深入地把握其性质。

  另一方面,封土石室墓的大量存在,说明当时侨居在海州附近的新罗人数量不少,不止于圆仁提及的若干村落的规模。同时,也不太可能是一些韩国学者所认为的“百济遗民”,即百济亡国时被强行带到唐朝的百济民众,而应该是进入统一新罗时期的“新罗移民”。“遗民”只是因某个政治事件瞬间形成的一个群体,而“移民”则是在长时间内逐渐形成的侨民群体。结合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扬州至山东半岛登州之间大量新罗人口及新罗人聚居区,以及身处唐朝的张保皋跨海影响新罗政局等记载,“移民”更符合历史事实。而这样的历史图景,仅通过传统的历史文献,很难揭示得如此清晰。

  陆帅:说起古代东亚世界的人群流动与文化传播,日本稻作文化的起源似乎也是一个考古学界长期关注,但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张学锋:对。现在关于稻作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主要有几个领域的学者在做。一是民族学者,他们基于田野调查,通过耕作方式、生产工具以及基于稻作经济的生活习俗,来讨论稻作文化从中国大陆东南地区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传播问题。一是农业史学者,他们主要从水稻的品种、栽培方法以及不同品种在各地的发现情况来推断稻作的传播路线。还有就是考古学者,他们主要通过相关的考古遗存来推断稻作的传播路线。在这几类研究中间,民族学的研究最温馨,但对于这样的古代课题,毕竟缺少坚实的文献与考古资料支撑,显得不够确凿。农业史的研究,中间也存在缺环。现在看来,考古学可能最有希望通过不断发现遗存,将它们一点一点连接起来,描绘出稻作文化的传播途径,但目前的发现还不足够。

  陆帅:现在日韩考古学的主流看法似乎是主张日本的稻作文化源自朝鲜半岛。但朝鲜半岛的稻作文化又从何而来,还存在不少争议。

  张学锋:日本学者在探讨以稻作文化为基色的弥生文化时,关注到了相似的劳动工具在朝鲜半岛西南部荣山江流域一带也有发现,因此认为日本的水稻是从朝鲜半岛传来的。至于朝鲜半岛稻作文化源自何处,由于古代东亚世界稻作文化的中心在中国的长江以南,而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也的确出现了稻作文化北传的情况,因此日韩学者一开始推演出了从中国大陆东南地区,沿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北部,再一路南下传播的路线图。然而,从今天韩国公州附近的锦江开始往北,到北朝鲜,再到辽东半岛,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早到红山文化、晚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都没有发现过水稻的痕迹。于是他们在这个地方被卡住了。为了解决这个困境,日本学者依据近期的考古发现又提出了一个新看法,认为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稻作文化,沿着东部传到山东半岛,然后从山东半岛直接渡海到朝鲜半岛西南部,再进一步传到了半岛各地及日本列岛。但我们知道,华北农业的主流一直是旱地种植。那么,作为非主流的水稻种植为何能够由此向海外传播呢?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其实,在此不妨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即自原始农业以来占据农业经济主流的稻作文化,从其故地长江下游地区直接向外传播到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如果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便会注意到,楚国攻灭越国及秦统一中国这两个与江南沿海区域关系密切的重大事件,正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出现稻作文化并趋向大规模发展在时间上契合。从考古资料来看,半岛西南部荣山江流域及日本九州各地的考古遗存中,存在着比较浓厚的百越文化因素。公元前5、6世纪稻作开始东传,公元前3世纪达到高峰。在这一既有认识背景下,我认为自吴越争战到秦汉统一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越人持续渡海东迁,在促成日本列岛从绳纹时代进入弥生时代的同时,在朝鲜半岛西南部马韩地区同样造就了以稻作为底色的早期社会。

  这个意见,我近年与日韩考古学者有过一些交流,但他们认为中国东南部和朝鲜、日本之间相隔的海域过于宽阔,而且途中没有发现任何遗存,特别是相对靠近中国东南的冲绳没有早期稻作遗址,所以无法证明稻作从中国东南地区直接传到日本。其实,从东

  南沿海出发向日本列岛航行,未必要经过冲绳。在中国大陆东部近海洋面上,有一股自北往南的中国沿岸流,船只可以凭借这股洋流自北向南行驶。如果离开大陆后船行驶至到舟山群岛、嵊泗列岛以东,往北不久就会遇上自南往北的黑潮向西北分出的台湾暖流,再往北就能遇上黑潮分出的另外两支洋流黄海暖流及对马暖流,就可以漂到济州岛、朝鲜半岛西南部或日本九州岛。考古发现上述地区的人们使用着相近或相同的生产工具,与其说是日韩之间的文化交流,不如认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源头,即中国东南地区的百越移民。当然,移民的外徙,绝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外徙的越人,蒙文通先生认为就是 《越绝书》 中言及的“外越”。人们所熟知的徐福率五百童男女东渡的传说,在我看来就是数百年间东南沿海越人越洋外徙的一个缩影。

  对于上述思路,有日本学者对我说,我们是学考古的,考古发现以外的材料我们一概不考虑。这种过于强调学科分类、学科特点的研究方式,令人很遗憾。从这一点上来说,考古资料既不是唯一的,更不是万能的,有时利用一些考古学以外的视野,问题或许就迎刃而解了。

[责任编辑:周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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