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完整”历程

2018-05-19 09:39 来源:解放日报 
2018-05-19 09:39:08来源:解放日报作者:责任编辑:周明艳

  上述多项规划设想在1929年至1930年间基本得以落实。

  故宫文物疏散时期,主要问题是如何保障运输安全。到了疏散地点,因库房条件大都比较差,事务性的工作就变得多起来。当时,故宫博物院成立了三个办事处:安顺办事处(后改为巴县办事处)、乐山办事处和峨眉办事处。各办事处的工作重在保管,所以把防火、防潮、防虫与防盗列为最重要的工作,其次是做索引,编目工作做得并不多。

  抗战胜利后,三处的文物又都集中到重庆。1947年文物集中重庆期间,防白蚁成为重要的工作,此外便是筹备文物还都的运输事宜了。

  希望文物“不要被肢解”

  故宫文物南迁与战时文物疏散,以及战后文物的迁返,是战争期间保护文物的壮举。

  故宫博物院通过艰苦卓绝而又有效的工作,使故宫文物作为一个整体得以免遭战火与日寇的抢掠而保存下来。但是,战争仍然给故宫博物院的事业,以及一部分文物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当1933年日本侵略者危及华北及北平之时,这批文物被迅速地转移到中国的中部,当时曾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当这批文物的最终命运仍然留待将来回答的时候,所有热爱中国与中国古老文化的人们都在希望,它们不要被肢解,更不要在国外发现它们的踪迹。

  1928年6月,南京政府接收古物陈列所。受其与北洋政府关系的牵连,古物陈列所被南京政府打入另册。由原先直属北洋政府内务部,改为归南京政府内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管理,缩减编制,所长改称主任,地位大不如前。古物陈列所开始改组机构、裁汰冗员、核减经费、清点文物。

  1930年,易培基拟订《完整故宫保管计划》,呈送国民政府,计划将乾清门以外的古物陈列所和乾清门以内的故宫博物院合并,将中华门以北各宫殿,直至景山,以及大高玄殿、太庙、皇史宬、堂子一并归入故宫博物院。这一年,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领衔的10名故宫博物院理事联名提出《完整故宫保管办法》,并经行政院第91次会议批准,将中华门至保和殿原属古物陈列所、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部分,全部交由故宫博物院接收管理,将古物陈列所来自沈阳故宫的文311物归还沈阳故宫。其他文物先由故宫博物院挑选配置旧藏,剩下的将来运往南京筹建新的博物院。

  界墙终于有了推倒的必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地区散兵游勇日渐增多,“甚至有身着军服未佩符号之军人来所游览,在太和门前无故放枪情事”,“及天津发生事变,平地谣诼益滋”。合并计划无形停顿。

  1932年至1933年,古物陈列所南迁和西迁古物共5415箱,共计111549件。1935年5月,国民政府在“机关裁并、政费紧缩”的原则下,再次重申“北平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并入内政部”。古物陈列所则多方呼吁政府“重复审查,暂缓归并”,并表示可千方百计节省经费。6月,经内政部提请行政院第217次会议复议,决定暂缓归并,但将古物陈列所的年度经费缩减12%。

  北平陷落之后,古物陈列所的主要管理人员又出现了失节附逆的严重情况。故宫博物院方面一直存有合并古物陈列所的想法,抗战胜利后,即以“古物陈列所失节附逆”为由,合并古物陈列所,实现自己“完整故宫保护计划”。1946年12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古物陈列所房屋及其留北平之文物拨交故宫博物院”。

  横亘在故宫博物院与古物陈列所之间的界墙,终于有了推倒的必要。

  从旧符号逐渐走向新符号

  古物陈列所南迁文物则全部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9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挑选852箱精品运往台湾,其余成为今日南京博物院的藏品。故宫、故宫文物及故宫博物院多元的身份认同,使之变得更为重要,“完整故宫”最终使其从旧符号逐渐走向新符号,并逐渐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深刻的且完整的文化记忆。

  第一,故宫文物南迁不仅仅保护了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更是保护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一次壮举,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日法西斯在占领区肆意掠夺、破坏各国的文化遗产。世界各国普遍采用文物转移的方式,保护自身的文化遗产。因此,故宫文物南迁的胜利,不仅仅是抢救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的壮举,更是维护世界文化遗产多样性的一次胜利。

  第二,故宫文物南迁虽有争议,但最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这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体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国共合作,离不开全民参与,正是各行各业的团结精神,中华民族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故宫文物南迁耗时长、任务重、困难大、计划复杂多变,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的资金、运输等物质支持以及广大民众的全力配合,可以说寸步难行。因此,文物南迁的胜利,是全民抗战的一次具体体现,进一步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

  第三,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特殊历史时期的壮举,文物南迁任务之重,环境之艰苦,培育和形成了以“视国宝为生命”为核心的典守精神。

  文物南迁后,故宫博物院快速完成了工作任务与工作方式的转变,从“纯粹的学术性质”转变到适应战时需要,肩负起保管保障文物及运输安全之责。正如马衡院长所说:“本院西迁以来,对于文物安危原无时不在慎戒惧、悉力保护之中,诚以此仅存劫后之文献,俱为吾国五千年先民贻留之珍品、历史之渊源,秘籍艺事,莫不尽粹于是,故未止视为方物珍异而已矣。”如协助搬运国子监的石鼓,故宫人悉心包装、运输,在跋山涉水翻车的情况下,所有石鼓安然无损。可见故宫人在文物南迁过程中的尽心尽力、严阵以待。除此以外,由于运输保管艰难,险象环生,故宫人为了文物安全,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参与南迁的当事人,将这一奇迹归功于“古物有灵”“国家的福命”,其实是仰赖上上下下各阶层、各方面人员为之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共同铸就了这一历史传奇。

[责任编辑:周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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