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儒家文明于一线

2018-05-25 09:58 来源:文汇报 
2018-05-25 09:58:16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赵宇

  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张钰翰

  自清末改学堂、废科举,至民国废读经,“保守士人”离“时代”越来越远。并不是他们要与时代隔绝,而是时代抛弃了他们。民国以后,“新式”学校既已废止读经,他们也失去了旧日教授于书院、学堂的机会。虽然大多只能僻处乡野,但他们也并非全然安于“退隐”的生活,也都仍然希望以他们这个群体“一己”之力,担负“斯文”,从而延续儒家文明一线于不绝。

  1905年,行之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废止。1912年,经学退出学制。这两个标志性事件表明,以经学为核心、以儒家文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华文化,已变成不合时宜的“旧”东西,在西方“新”的冲击下失去了生存的空间,面临着支离破碎、趋于消亡的命运。

  在西潮汹涌之下,广大的读书人,或主动“拥抱”西学,弃“中学”如敝屣,或趋时从新,随波逐流,几于无不被裹挟进时代的熔炉,而或甘或不甘地向“新时代”大踏步迈进。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还有那么一批“顽固”的“保守士人”,或恬退自守,或“低”声疾呼,为存儒家文明于不绝,为保护中华文化的种子,默默地耕耘。

  这样的一批 “保守士人”,由于站在“进步”的对立面,长期以来是被忽视乃至无视的。这里面,包括梁鼎芬(1859—1919)、唐文治(1865—1954)、马贞榆、曹元弼(1867—1953)、张锡 恭 (1858—1924)、孙 德谦(1869—1935)、张尔田(1874—1945),等等。近年来,所谓“国学”复兴,他们的价值被重新认识乃至接纳,不知是幸也不幸。而在晚清至民国之间,他们保守儒家文明、传承古圣先贤“大道”的苦心与坚持,今日读来,不由令人唏嘘,更深感佩。

  面对西方势力的 “入侵”,李鸿章曾慨叹 “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股“入侵”,从西器,到西学,到西制,层层深入,伴随而来的,确实是传统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深刻的变化。于是,这个传统的古老的帝国,被拖入了“近代”,逐步形成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起一套“民主共和”制度。

  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但在相当一部分 “保守士人”的眼中,西方势力带来的最大威胁,或者说他们感受最深、最担忧的,并不是国体的变更,制度之“维新”,而是纲常名教的衰颓乃至崩塌。诚然,他们中颇有一些人,在民国建立之后以遗老自居,不承认“中华民国”,仍奉溥仪为君主,用“宣统”年号纪年,甚至参与张勋“复辟”;在生活方式上,长袍马褂已是寻常,更有人一直拖着小辫子。但是,这种“顽固守旧”的背后,很大程度上则是他们对于儒家礼教传统的坚持。

  激烈一些的,如昆山李传元 (1854—?),面对西学的侵蚀,怒其破坏“大道”,而哀叹于汉宋之学并衰后自身学术之不争,“汉宋并衰,外邦邪说乃起而乘之,黩我彝伦,毁我防检,蟊贼我子弟,禽兽我人民。向之操戈于宋儒者,至此乃纳款于鲁索、斯宾诸人,殊令人气短矣”。而矛头所向,还是西学对于“人伦秩序”的冲击。至于多数“保守士人”,并不完全抗拒西方。如晚年主保皇的张仲炘(?—1913),早年即曾加入强学会,支持变法,在戊戌变法诏下之后给曹元弼的信中,他说,“今天子本躬行以出治,足以远绍古昔,而因积弱之故,下诏维新,兼采西法。夫西法多与《周礼》相合,而其所以为治者,固仍有其本也。乃一二奇邪之士,厌故喜新,遂谓西法既行,纲常可废,至欲尽弃所学,诚有可为痛哭流涕者”。一方面,他虽然将西法与《周礼》相纠合,予变法以传统之根据,从而为维新树立某种合理性,但仍以为维新变法是时势所需,不得不然,没有断然加以拒绝和反对;而另一方面,他对“趋新”之士行西法而弃儒教的做法又深恶痛绝,以为西法与纲常可并行不废,甚至,纲常更是治国、变法的根本。“盖先王治天下,曰政曰教,经纬万端,而所以出治之本,则惟伦理而已。”也就是说,西学固然可以为经世之用,但中学无论如何都应当是体,这也就是张之洞著名的“中体西用”论。在晚清,“中体西用”论甚至可以说是朝野共识,流风所及,几于无人不晓。

  晚清以来的“保守士人”,其实很多与张之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有“张之洞学人圈”的称谓。陆胤提及,张之洞学人圈以其“清流”底色,往往执着于名教而不善于随时,所以如梁鼎芬、沈曾植、曹元弼、陈三立、罗振玉等,鼎革以后多为遗民。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所谓的“遗民”,在思想的整体倾向上仍然继续着张之洞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思路。从比较正面的视角来看,他们其实并不是“保守”“顽固”地排斥西学,反而会主张学习西学,吸收西学。像马贞榆,即主张学生当学西文,哪怕“一年二年之西文,亦当胜于全然不学”,若“全不晓西文”,则将来恐“被晓西文者欺死”。但他们更强调的,仍然是要以“中学”作为学问人生的根基。在他们那里,“中体”是不可动摇的,“西学”只能服务于“中体”。这也就意味着,与“时风”倡言“西学为用”不同,他们着重在“中学为体”。对同一“口号”的不同侧重,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不同群体对于中国未来不同发展趋向之认识的根本差异。

[责任编辑: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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