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儒家文明于一线

2018-05-25 09:58 来源:文汇报 
2018-05-25 09:58:16来源:文汇报作者:责任编辑:赵宇

  但如罗志田教授所指出的,在现实上,西学西政等逐步蚕食的结果,已经是“从西学不能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吴虞“打孔家店”、鲁迅大肆抨击“吃人的礼教”,转移一时之社会风气,“中学”不要说不能为体,甚至已经有灭绝丧尽的危机。而这,正是“保守士人”最为痛心的。像曹元弼痛感“世道日非,乾坤几息”,唐文治慨叹“自近世经济之名变为洋务,士益但知有用,而不知有体于此,而无以正其本原。窃恐世道人心,如江河之日下”,“礼教沦胥,天下滔滔,莫知所届,守先待后,一发千钧”。故“此时纠正风俗人心,非兴复礼教礼乐无由,一线曙光,或在此耳”。唐文治早年曾游历欧美,考察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教育等情况,在外务部、商部及后来的农工商部都曾身居高位,也实际办理过各种外交、通商、铁路等事务,并非不通西学西政的“迂夫子”,反而比高喊“西化”口号的大多数人更了解西方,也更了解中国。以他为代表的“保守士人”宣扬保存“礼教”,便不能只是简单斥责他们顽固落后而已。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 “吃人的礼教”,与“保守士人”坚守的“礼教”,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回事。所谓“吃人的礼教”,重点在于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形成的绝对的 “君父家长制”,即君主、父祖、男子对臣下、子弟、妻子等具有绝对的权力,由后者对前者的依附关系而造成对个体的压迫与限制。而“保守士人”心目中的“礼教”,则是治天下之大本大原,是安顿人间的基本政治与社会秩序。曹元弼在所著《复礼堂文集序》中,开篇即明确宣示:“道之大原出乎天,生乎人心,觉乎圣,率由乎民,达乎天下。其本三纲,其序五伦。其全体大用,因人爱亲敬亲、与生俱生之天良而扩充之,使天下尊卑、上下、亲疏、长幼、外内各循其分,各尽其情,各竭其力,合敬同爱,以相生、相养、相保而不相杀。自伏羲至于周公,其为道也一。”意思是说,“礼教”的“三纲五伦”,出自天命,依于人心,是人类社会自然而然形成的,它从每个人天生的良知发出,而目的则在使每个人能够各遂其生。

  这样说起来似乎有些“太虚”,或许可以看下“保守”士人所坚持和为什么要坚持的一些具体的礼仪制度。曹元弼曾著有《礼经校释》,主要即阐发《仪礼》一书中各种仪节之所然及所以然,特请唐文治作序。唐氏在序中便特别表彰了曹元弼阐发“礼义”的要旨,如“释《冠礼注》‘适子冠于阼,少北,避主人’,谓二十成人,渐有代亲之端,故冠于阼以著其义,人子于此,当有怆然不安者。又谓丧礼反哭升堂,反诸其所作;妇入于室,反诸其所养,其端实于冠子、飨妇之日已早见之,事有必至,为人子者宜发深省,及时以养。是言也,仁厚恳挚,真可以发天下人子孝亲之良心”,皆从礼仪的细微之处感发人内在的孝心。故“是书岂特高密之功臣,乃实有得于古圣人尽性立命之旨,与夫修齐治平之原,维持世道人心,所裨诚非浅鲜也”。宋以来,便有“礼为天理节文”之说,而天理之在于人者,便是人各自的“性命”,是人人皆具的 “良知”。在实践中贯彻礼仪制度,便是复性尽命致良知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它的目的。

  也就是说,或者从根本的层面来说,“保守士人”所关注和重视的,其实是人,是人心!礼教,不过是落实于人内在性命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其中最为直接的,便是家庭(家族)内的关系。贯彻这种人伦关系的最直接的表现,则是丧服制度。这便是清末民国一批“保守士人”主张挽救世道人心自人伦孝悌始,自《孝经》《丧服》始的重要原因之一。沈曾植在与黄绍箕的信(1898年)中称颂曹元弼的《孝经六艺大道录》,“粹然儒言,有关世教”,“今日世道之大患在少陵长、贱犯贵,其救之术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开章首言学,举世知之;第二章重言孝弟,乃举世忽之”,强调的也是以孝悌之道救世。张锡恭以数十年精力成《丧服郑氏学》一书,为千年来《丧服》研究集大成之作。曹元弼在为该书作序时,对《丧服》在群经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他们所处时势中讲明丧服的重要意义,有深刻揭示。他所谓“《丧服》一篇,三纲五伦一以贯之”,“天下之达道五,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冠、昏、丧、祭、聘、觐、射、乡,伦理之至教,爱敬之精义,总会于丧服。故先王修身之天下之道在礼,而丧服者,又礼之本也”;“今欲出天下于水火,而登之衽席,拔万万生灵于兽蹄鸟迹之中,而返之人道,遏杀机而全生理,必自正人伦始,正人伦自讲明礼服始。”皆在说明丧服是人类社会种种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表现形式。丧服可以得到准确的施行,则人类的种种关系便可藉此理顺,安顿于礼制之中,内则人性、情感都可以自然发抒而不违天理,外则修齐治平都可以顺利实现,时代的危机可以解决,中华文明也可以从夷狄乃至禽兽之中重新回复到人道。

  这一思路,同样见于清末最“革命”的思想家章太炎晚年的“复古”主张。章太炎曾后悔早岁为了“排满”而攻击孔子,然“驷不及舌”,影响已然造成,且愈演愈烈。所以他又“退回”到 “保守”的立场,主张读经,主张读“新四书”,即《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章太炎眼中的二三十年代,其实已经与曹元弼、唐文治等人并无太大的区别。“今者新奇之说,流为格言,日驱于顽固而不返者,曰‘发展个性也’,曰‘打倒偶像也’。发展个性,则所趣止于声色货利,而礼义廉耻,一切可以不顾。打倒偶像者,凡一切有名无形者,皆以偶像观之,若国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无往而非偶像者,亦无往而不可打倒者。洵若是,则于禽兽奚择焉?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亡矣。”“国家昏乱,礼教几于坠地。然一二新学小生之言,固未能尽变民俗。如丧服一事,自礼俗以至今兹,二三千年,未有能废者也。”所针对的,都是在他影响下青出于蓝而日趋于新的 “西方新说”,他所欲藉以保存中华民族的经典,不仅仅是在历史和语言文字上,同样也在国学和儒家经典。1933年,章太炎在无锡国专讲“国学之统宗”,提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一方面,经学皆当有所研习、传承,但“十三经文繁义赜,然其总持,则在《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孝经》以培养天性,《大学》以综括学术,《儒行》以鼓励志行,《丧服》以辅成礼教”。“新四书”是初学的“入德之门”,也是一般人都应当研读的。另一方面,他尤其强调,“国学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可行”,即传承中华文明要在社会人生中实际践履,而不是简单地大声疾呼、空谈道理。其中关于《丧服》,章太炎认为,历数千载之演进,其间虽不同时代皆有变化,然服制至民国仍通行于乡野,无法废除,故“在今日未亡将亡,而吾辈亟须保存者,厥惟《仪礼》中之《丧服》。此事于人情厚薄,至有关系,中华之异于他族,亦即在此”。更将之提升至表征中华文化之特殊性的地位,实与那些“保守士人”的观点不谋而合。而章太炎自己,也被更激进的后辈视作 “渐入颓唐”,“和时代隔绝”了。

[责任编辑: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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