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明长城之美

2018-05-30 09:39 来源:北京晚报 
2018-05-30 09:39:30来源:北京晚报作者:责任编辑:康慧珍

  作者:王 南

  长城以其刚健、雄浑的壮美牵动着游览者的热血。先秦时便有了长城,秦嬴政一统天下,始修“万里长城”。明朝统治者在原古长城基础上修建的长城更加雄伟壮阔,尤其北京界内的长城,为后来的北京人以“阔大豪迈”为美的审美倾向树立了一个最明显的标志物。

  长城影响着北京的文化,也影响着观者的心态。当年,在依附于长城的明人心态中,既有抵御外敌进犯、西北风沙的安全感,也有因长城而产生的优越和自尊。自古文人登高而望多有感怀,站在雄浑之至的长城之上,往往会催生出人们征服自然与超越自我的双重体验。这些体验也逐渐附着在长城之上,成为了长城所蕴含的独特美感。长城之美一言难尽,却能在细致入微的体味之中愈发清晰。

  明长城质朴壮美

  “不到长城非好汉”是大多数人对于长城的基础印象。住在北京,人们总会带外来的亲友游览长城,一起做一回“好汉”。北京地区的明代长城是长城文化中主要的留存实物。这段长城既保存了古长城的基本样态又因修葺而相对完好,而人们一般所说的“长城”也主要指“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或“居庸关”等处:北京长城几乎囊括了“长城文化”的全部内涵,包括长城的各种建筑元素、古旧残缺的、重建完好的城段,以及不同的历史和审美文化因素。

  在通行的“长江”、“黄河”、“龙”、“长城”等大型中国文化符号之中,长城是唯一人工建造而又实际存在的。战国时期,燕京地区已修筑长城,北魏、北齐所建的长城均经过北京地区。明成祖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在北平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四年(1402)夺取帝位。永乐元年(1403)正月升北平为与南京相对应的“北京”,于永乐五年(1407)开始营建北京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从此,“北京”的审美文化特征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建构,在建筑美学方面,长城和紫禁城二“城”是两个最大的标志。

  北京境内现存长城629公里,其中大多数城段是明代重建的。明代北京长城在北朝长城的基础上主要有以下改观:第一,明代北京长城将土石材料改为条石作基,砖墙内填土和碎石,墙身加高变宽,更加宏大壮伟。第二,增建关城(如居庸关)、关门、烽火台、屯兵堡、空心敌台等,使长城的视觉效果更为丰富。修葺长城工作的主持者之一戚继光还在《练兵杂纪》中记载了修建空心敌台的方法:根据地势修建敌台,相互呼应、左右相救,骑墙而立。中间空、四面有箭窗,再向上是楼橹,环绕垛口。敌台中有士兵、火炮,这样敌人的箭矢不能伤人,敌人骑兵也不敢靠近。第三,有赖于明代制砖工业发展,砖墙开始普遍用于各类建筑和城墙,故而在修葺长城的过程中可以外砌整齐的墙砖(按,明代亦有军队负责烧砖,烧制过程中,在城砖上留下部队番号的名字,不仅是为了纪念,更为追究可能出现的城砖质量问题。据记载,一直到洪武二十年,南京“天策卫”的士兵还在烧造城砖),使明长城在外形上更为整饬;加之城门、城垛、梯台以及藻井、刻字、浮雕等装饰,增添了精巧细致的美感。

  中国传统宇宙观中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种宇宙观在中国传统美学方面体现为优美(“杏花,春雨,江南”之类的阴柔之美)以及壮美(“骏马,秋风,冀北”式的阳刚之美)。长城的美属于阳刚壮美,以雄伟、刚健、宏大、粗犷为特征,以气势取胜,体现出一种“天行健”的气势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长城的阳刚之美,来源于它外部的巨大的体积所形成的磅礴气势,并以其奇伟、雄险和绵延万历的雄姿征服了无数的瞻仰者。这种阳刚之美对鼓舞一个民族的自信心,振奋一个民族的精神,从而推动历史的前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从审美的角度看,长城又与其他亭台楼阁之类的古代建筑不同:首先,即便带有关城、烽火台等“装饰性”的元素、即便长城确实具有独特的审美风格特征,但它的御敌功用、功利意义非常明显。其次,长城为“城”,却又远离文化繁荣的城市,缺乏城市文化的人文内涵,因此对长城之美的赞誉很难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截然分开。另外,长城之“美”很大程度上只是山河景观的一个构成元素。具有很强的“自然”性质,造成了审美评价内容的相对单薄。长城的建筑风格极为质实简朴,虽然设计构思的含量远逊于其他大型建筑艺术,但长城的审美内涵仍然层次丰富,并因其特性而对北京的气质产生了影响。

  明长城为京城带来安全感

  明成祖永乐年间三事并举:营建北京,迁都北京,重修长城。在明代世人的心目中,“北京”和“长城”同获新生,“北京”的概念伴随着“长城”的概念而确立。整体而言,以紫禁城为中心坐标的北京城的美感是庄严整饬、高贵大气,而长城正是北京这一审美格调重要的基调和最大的装饰性元素。有了长城高大漫长的“外包装”,北京城就有了一个取法乎上的最高参照物。似乎一切与“北京”相关的事物都沾染了“长城”以阔大豪迈为美的色彩和意味,在这种影响下,北京人的心态也是自视“大气”而鄙视“小气”。

  在宏观意义的北京审美文化史中,长城首先体现为北京整体风貌的框架和外围风格。俯瞰北京,长城具有北京版图的北缘边界的意义。629公里长的北京长城,沿北部山区半环抱着北京平原。明长城在古长城的基座上进行全面精致的改建,既有因袭又独具特色。北京城是很重要的皇城,而长城则是北京皇城的“外城”。如果说北京城是中国皇城文化的典型格局,长城就是最大的“皇城”。

  明代,北京长城从如今平谷区的将军关附近进入北京界,从东到西横跨今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及门头沟等六区,所处之山多为荒山秃岭,包括极为崎岖的箭扣长城和司马台长城所处的两座险峰。风寒水冷,开阔高峻,草木苍黄,与匈奴、东胡的刀兵相见,催生了淳朴豪放的民风和慷慨悲凉的情感特质。

  《史记·货殖列传》如此描述先秦时期燕赵一带的民风:“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而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一语也为明人所认同。明代黄佐《北京赋》即称北京地区“固多彬彬文雅之士,而感慨悲歌者亦任侠而成群”。环境和民风使长城的营建自然而然地省却了精美、华丽的小巧之美,而代之以粗犷、豪壮的浑阔之态。

  明长城的修筑也体现了明代帝王的心态和意志。明太祖朱元璋命徐达主持修建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城关。明成祖朱棣21岁就藩北京,做燕王20年,故即位后不断发展北京,永乐七年以后他多次北巡,长住北京。北京设行在六部,天下奏疏必送于此,已成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八年,北京建成内城、皇城、紫禁城。次年正月初一,朱棣下令迁都北京。作为有明一代最为强势的君主,也是明代北京文化基调的奠定者,朱棣极为重视“一统”的政权和文化样态。《明太宗实录》载朱棣为《永乐大典》撰写序文中曰:“昔者圣王治天下也,尽开物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礼乐而宣人文……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

  这种“大混一”、“一统”的帝王心态,也必然地体现在重修长城的文化意识之中。长城的审美意义与明成祖的文化意识构成了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建城之意的出现和建城过程也是帝王心理定位和巩固的过程。长城的坚固和雄伟,强化了朱棣的王位和天子心态,包括朝廷的自信。这种心态也会转化为“天地一人”的审美心理,间接地影响到北京地区的审美风范。

  在无北方边患的和平时期,长城也是执政者的功绩丰碑,永存史册的不朽业绩。这种铭功记德的纪念意义也会助长帝王及长城的建造者的自负心态。在长城的拱卫庇护之下,“皇城”民众的京畿帝都意识愈加自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京城审美风格的走向。

  长城是北京人具有双重功能的屏障:既可抵御西北的来犯之敌,也可抵御西北的风沙。长城的修筑和不断加固,极大地强化了京城人的安全感。所以说,北京人对长城的认同感,建立在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和寒冷气候的畏惧心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对长城的信赖心理上。《明舆地指掌图》有记载:“京师形胜甲天下,扆山带海,有金汤之固。”“金汤之固”的意识,就与长城的存在有直接的关系。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晚过居庸关》一诗中这样唱道:“燕市即今休感慨,汉家封事已从容。”有了矗立于视野之中的长城之高墙雄关,不仅为山河增添了雄壮的气势,更为京城增强了御敌于外的安全感。从此,“感慨”的忧虑可以换做“从容”的安逸了。李贽的诗恰恰道出了长城与北京人“京城心态”的重要联系。以长城为界,城内是北京,是文明的“首善之区”;城外(关外)是蛮荒之地。这种“大北京”的心态形成了北京人超乎寻常的自信和处世风格。

  与其他一些大都市市民的优越感不同,北京人更以重义轻利、礼节尺度为尚,带有较强的超功利色彩。“北京大爷”讲排场,豪爽自负,热心外场,仗义执言。许多北京文化研究者往往把这种“大气”追溯到元大都和清代八旗风格,其实明代的“北京”文化起着重要的心理定位作用;明长城则是这一心理定位的重要“硬件”凭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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